《林泉高致》原文及译文（六）
【原文】
柳子厚〔1〕善论为文，余以为不止于文。万事有诀，尽当如是，况于画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画，不以大小多少，必须注精以一之〔2〕。不精则神不专，必神与俱成之。神不与俱成，则精不明；必严重以肃之〔3〕，不严则思不深；必恪勤4以周之，不恪则景不完。故积惰气而强〔5〕之者，其迹软懦而不决，此不注精之病也；积昏气而汨〔6〕之者，其状黯猥而不爽〔7〕，此神不与俱成之弊也；以轻心掉之〔8〕者，其形脱略而不圆〔9〕，此不严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体疏率而不齐，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决〔10〕则失分解法〔11〕，不爽则失潇洒法，不圆则失体裁法，不齐则失紧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出，然可与明者道。
【注释】
〔1〕柳子厚：柳宗元，字子厚，河东（现在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2〕注精以一之：指集中精力，专心一致。
〔3〕严重以肃之：严肃庄重地对待。
〔4〕格勤：恭敬勤恳。格，恭敬，谨慎。
〔5〕强：勉强去做。
〔6〕汩：扰乱，搅浑。
〔7〕黯猥而不爽：黯，暗淡无光。猥，杂乱不堪。爽，畅快。黯猥而不爽，指下笔作画黯淡杂乱而不明快。
〔8〕轻心掉之：“义同掉以轻心”。指用轻率的态度来对待。出自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
〔9〕脱略而不圆：（形态）散漫简陋而不周整。圆，周整，周到。
〔10〕决：果断。
〔11〕失分解法：分解，指条理分明层次清晰。法，法度。失去了条理分明层次清晰的法度，意指笔法上不够清晰明快。此后“失潇洒法”“失紧慢法”也作同样解，意思就是风格上不潇洒、规章上不完整、布局上未兼顾轻重。
【译文】
柳宗元善于议论文章写作，我认为不只是文章写作，做任何事情都有诀窍，都应当像柳宗元说的那样，更何况是作画呢！为什么这么说？创作任何一幅画，不管它尺寸大小，内容多少，都必须精神专注一致地对待。若不精神专注，就会心神不一，必须要聚精会神地去体验，否则便会精力不清明。必须要严肃庄重地对待它，否则就会导致思虑不深。必须要恭谨勤勉地完成它，否则景象便不能完备。所以，因懒惰之气的积累而勉强作画的，笔迹就会瘫软怯懦而不果决，这是犯了不精神专注的毛病。因昏聩之气的积累而乱画一通的，往往形状黯淡纷杂而不明快，这是不能聚精会神的弊端。轻率对待作画的人，笔下形态就会散漫简陋而不周整，这是未能严肃郑重的弊端。以轻慢之心疏忽对待的人，他的画就会简陋草率而不整饬，这是未能恭谨勤勉的弊端。所以，不果决就会在笔法上不够清晰明快，不明快就会在风格上不够清爽流畅，不周到就会使整幅画章法规制有欠完整，不整齐就会使布局轻重失当。这些都是画家们最容易犯的毛病，但是只能跟明智之人谈论。
【原文】
思〔1〕平昔〔2〕见先子作一二图，有一时委〔3〕下不顾，动经一二十日不向〔4〕，再三体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岂非所谓惰气者乎！又每乘兴得意而作，则万事俱忘，及事汨志挠〔5〕，外物有一，则亦委而不顾。委而不顾者，岂非所谓昏气者乎！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盥手涤砚〔6〕，如迓〔7〕大宾，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岂非所谓不敢以轻心掉之者乎！已营之，又撤之〔8〕；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每一图，必重复终始，如戒严敌，然后竟，此岂非所谓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所谓天下之事，不论大小，例须如此，而后有成。先子向〔9〕思，每丁宁委曲〔10〕论及于此，岂非教思终身奉之以为进修之道耶！
【注释】
〔1〕思：指郭熙之子郭思。这一段是郭思的评注，所以自称“恩”。下文亦然。
〔2〕平昔：过去，往常。
〔3〕委：搁置。
〔4〕不向：不作画。
〔5〕事汩志挠：事情或精神被扰乱。
〔6〕盥手涤砚：洗手和砚台。盥、涤都是洗的意思。
〔7〕迓：迎接。
〔8〕营：开始作画。撤：停止作画。
〔9〕向：对着。
〔10〕丁宁委曲：丁宁，通“叮咛”，叮嘱意。委曲，把一件事情的原委和过程讲出来。
【译文】
我以前看父亲作画，有时候丢下画不管，动辄一二十天不闻不问。我反复体会其中的原委，这是因为他不想动笔的缘故吧。而不想动笔，难道不就是所谓的惰气使然吗？有时候他又会兴致大发，志得意满地画起来，以至把别的事都忘在脑后。等到事情不顺心志烦乱，哪怕有一件事干扰了他，便又会丢下画不管。丢下不管这种行为，难道不是所谓的昏聩之气使然吗？但凡执笔作画之日，必须让窗户保持敞亮，把桌子打扫干净，身边焚上香，备好上佳的笔墨，洗手，洗砚，就像是要迎接贵宾一样，必须要心神闲适安定之后才能动笔，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不敢轻率对待吗？画画停停，增增改改，一遍可以了，还要再来一遍；两遍还不够，又多来一遍。每张画都必须从头到尾反复修改，如临大敌，如履薄冰，这之后才算完，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不敢以轻慢的心来忽视它吗？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按例都应当如此，才能有所成就。先父每当对我嘱咐告诫说到这些，难道不就是要教我终身奉行这个道理，来作为自己的进德修业之路吗？
【延伸阅读】
关于文中所论及的为画“四法”，历来大家多有不同的解读。陈传席先生在其《中国山水画史》中将“四法”中的“分解法”解释为：“‘分解’即用清水把浓墨分解成不同层次，如‘墨分五色’然。分解法则指墨色的深浅层次、浓淡干湿的恰当配合以及清晰度的掌握方法”；将“潇洒法”解释为：“使画面清丽明朗的方法，这是要画家挥洒自如才能达到的”；将“体裁法”解释为：“‘体裁’在这里指选择完美的山水境界，以能体现出林泉高致”；将“紧慢法”解释为：“这里的‘紧慢’，用今天语言表达即‘大胆落笔，小心收拾’，‘紧慢法’重点在小心收拾，在作品的最后润饰。”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在其《中国艺术精神》中将“四法”解释为 ：“分解法，殆指笔墨的浅深轻重而言。潇洒法，殆指笔墨之挥洒自如而言。体裁法，殆指形体之完备而言。紧慢法，指最后之修润而言。”而在文中，郭思对这“四法”的阐释则是他本人提出的“两气两心”：“惰气”“昏气”“轻心”“慢心”。身负父亲郭熙的亲传，郭思对“四法”的阐释也许最能得其中真髓，而后人对“四法”的理解，最终也只能从这八个字中窥见一斑。
【名家杂论】
文中说“柳子厚善论为文”，并以文和画相类比阐明“万物有决”的道理。那么，传说中的柳宗元又是怎么讲文章的？
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柳宗元和韩愈一道领导了古文运动，完成了文体改革，自然其创作的一大部分必然少不了文论。柳宗元对文章的看法很大一部分可以用古文运动的“主流”观点来代表：“文以载道”、“文道并重”、“崇尚儒家”、“经世致用”等。具体来说，柳宗元的“道”比韩愈的“道”更接地气。他在《送徐从事北游序》中说：“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由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所谓的道，不是柏拉图式的高居于云端的道，而是“及物之道”。他所言“文以明道”，就是说文学是为了阐明或宣传“施事”“及物”“辅时”——即有补于社会现实的“道”。
由柳宗元的文论来关照中国画的画论，其实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林泉高致》中的论点，强调“注精以一”，强调“神与俱成”，强调“恪勤以周”。总而言之，就是要恭谨严肃地进行创作。事实上自魏晋以来，许多文艺创造讲究的是潇洒和雅趣，是脱略之美而非严谨之妙，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非“精研章句，训诂文字”，更有甚者，崇尚的是天赋秉性，而非后天修德。这样一个“任性”的才性论色彩装点的时代特色，在诗文方面历经了唐代古文运动，已然变得肃穆许多，而书画则要到宋代才变得更加强调“规矩”。郭熙身在宫廷画院，处事低调严谨大概是一种习惯，但这种习惯反映到他的艺术创作中却成为了一时之风气，使得作画成为一种细致的手艺活，必须勤学苦练才得其中奥妙。
克勤克俭的原因是什么呢？自然是因为在他看来，作画本身并非一时情绪的宣泄，也不仅是个人心灵的具现化，而是要创造出一个工巧的境界出来，可以供人寄托心灵恍然如梦，可以供人行走仰望居住游玩，可以“有益于世”。这样的作品，怎么能够仅凭才华而随意涂鸦呢？可以说，从柳宗元的文论到郭熙的画论，其中对于艺术的态度，对于创作方法的立场，始终是一脉相承的。另外，原文中提到的“惰气”“昏气”“轻心”“慢心”，也同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到的“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惊人暗合：“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言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两段话一比较，可见其中神似。
除了柳宗元的影响，郭熙画论的宗旨，其实和当时整个宋朝社会正在慢慢成型的理学风气是相合的。朱良志先生在其著作《扁舟一叶》中认为，郭熙这一段论述几乎全依二程（程颢和程颐）的思想立论，其秉承理学（新儒学）涵养心性，提倡一个“敬”字思想，正来源于二程之“主敬说”，认为理学是郭熙的核心思想。不过与其说郭熙是师从了理学的思想，不如说他的理念和两位同时代的大儒有“琴瑟和鸣”之妙。儒学是宋代的显学。儒学复兴也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色。在神宗时代，二程学派和理学形成。它与汉唐儒学不同，更强调个人，以及主体精神的高扬，突出“格物致知”“去欲存理”的重要性，把道德修养抬到极高的地位，是儒释道三种不同的宗教形态进一步融合的产物。儒释道“三家店”思想经过长期的争执和交融，最终还是走向了统一，从而促进了宋代新型哲学的产生。
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前半生专心于修道的郭熙，会在晚年告诫子嗣要以儒学为宗，其实儒也好，道也好，在当时的时代潮流下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迈进——或许可以把他叫作宋代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