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艺术的创思总关注美与丑、崇高与优雅?为什么通过格调的形性能认知艺术的思性?对于中国画现代形态而言,这一系列的明确是至关重要的。它实际上是从整体的怎么问题,回到个体的什么问题,即什么是艺术的行为?什么致使艺术的行为趋向了美?
现代实验心理学揭示,当人用双眼看世界时,有些东西是不自动的、机械的、因外力而被动的;另些东西却在“行为”,在其深处似乎有一种决定的内在力,积极地在为自己的意志活动。人的每一类艺术的创思,都是由意志决定的有目的的追求。如果把这一目标称为艺术的目的行为,那么对艺术的爱欲则成为人的最为自然的目标。至今还没见到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说他对艺术无动于衷,艺术哲学已经揭示,人类对于艺术有着本能的爱欲。只要人的行为达到一定层境,艺术性便成为活动的目标,而活动的形式化(艺术的创思)也成为一种强烈的爱欲;或者说,这时出于对艺术爱的欲望,本能地驱策人把对艺术的爱性化为艺术的形性,并用心灵的
周北溪《江上听涛》45×63cm
感知——风格,把形的内涵特征化、人格化。于是,一个艺术的格调便得以形成。它由心灵的图像审视变为艺术的模板观照,一旦性情范畴有了清晰、稳定的形性特征,一个艺术的流派就可能诞生。 当然,格调形成的心灵过程,不会停留在爱的阶段。爱可能是一种对快乐的追求,不少人都说绘画有愉悦性,赏心悦目。但真正的艺术不是喜剧而是悲剧,是既定风格的“死本能”最终决定着格调的形成。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在创思中总要不停地问:致使艺术生命得以延续的因素我想到了吗?怎样才能在保持风格的前提上保持艺术的生命?从这一本能的心理提问中,我们可以窥测到更深一层的本能——情绪。如果说爱与乐是愉悦的情绪,生与死则是惧怕与危险的情绪。艺术本能地追求生命的驱力,逃离危险的驱力,摆脱惧怕的驱力,向往快乐的驱力,这些都是艺术的情绪和知觉。就是说,艺术本能地具有情绪和知觉,一切艺术的冲动都是情绪与知觉的冲动,它的本能就是对生命的冲动,对生的冲动。此时一下子看清了一个问题:
人不是本能地关注美与丑、崇高与优雅,而是本能地关注生命。技术性的造型语言只是作品的“面纱”,格调不是物质、技术和目的的产物:恰恰相反,格调是先验秩序的展示,是有神秘色彩的“必须”,是一种命运:它关注的是各种不同艺术的生命境界。
正是有了艺术的生命意识,格调才成为生命的形性,成为人的符号,成为风格和流派。没有艺术的生与死的喜剧与悲剧,就不可能有体现内涵的形式,也不可能有体现形式的内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对艺术新生的追求,才本能地表现为对美的追求,人艺术的因生而选择了美,这就是格调的逻辑,就是情绪的科学诠释,就是艺术的内涵本真,就是中国画
取向现代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