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山峰三件事 ——试说侯开嘉先生的书法人生

文/毛万宝

侯开嘉先生是大家熟知的一位书法创作家、书法理论家和书法教育家，但他本人很谦虚，与人聊起天来，或应有关媒体记者采访，总是淡淡地说：“我一生就做了三件事——写字、写文章和教学生。”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三件事铸就了侯先生书法人生中的三座山峰！ 

一

与绝大多数书法家成长经历一样，侯先生也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爱上了书法。引他入门的老师有两位，一位是高步天老师，另一位是银际霖老师。中学毕业后，侯先生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放弃练习书法。再后来，回城进了工厂，依然挚爱着书法。有志者事竟成，1981年侯先生因参加“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受到当地领导重视，被作为特殊人才调进宜宾书画院，从此开始专业书法创作，走向他书法人生第一件事的康庄大道。

整体上看，侯先生的书法创作呈现为碑帖互融而又以碑为主。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作品多为隶书联与篆书联，其中隶书联又偏向平正、厚重与朴茂一路的汉代碑刻隶书风格，篆书联又偏于大气、宽博、端庄一路的西周或春秋金文风格。今天，除了到某些博物馆，否则，我们很少能直接看到刻于汉碑上的隶书与翻铸于西周或春秋钟鼎彝器上的金文，能看到的多是汉隶与金文拓片。这些汉隶、金文拓片，最初固然也是用毛笔书写，但结果却经历了刻与铸的环节。一刻一铸，最原始的笔法已难以寻觅。这时，不善学汉隶、金文者，便依样画葫芦，竭力在笔下表现刻、铸之风貌，而善学之则会用学帖的方法来临仿——把汉隶写活、把金文写活。侯先生便是其中的善学者，他学汉隶，主要取的是结体，但在线条上却将它们一一帖化，让它们不再那么方折、那么刀戟森森，而增加了一些圆劲、柔韧的成分；他学金文，取的也是结体，但线条一律是“写”出来的，笔锋或苍劲或老辣，与原始“铸”的风貌已大异其趣。当然，换个角度看，我们也可说侯先生的篆隶创作，吸收了清代书家邓石如的经验，在写隶时融入篆书笔意，而在写篆时又融入隶书笔意。总之，侯先生是位善学者，他的思考引导着他的创作，重理性又艺术趣味盎然，因而，他成功了，他的创作获得了世人的认同与推崇——“其作品在1988年湖南电视台举办的国际书法电视大赛上获金奖，在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上获全国奖”。

转向行草书创作，侯先生遵循行草书的本质规定，在方法上则以帖为本、以帖为主，同时注入碑的一些意趣或气象，比如刚健的线条、端庄的结体与茂密的章法，而远远不同于帖派书家赵孟頫与董其昌等人之行草书风貌，勿宁说，他更接近于后来康有为与沈曾植等碑派书家的行草书创作。这方面的代表作，可推他的行草书中堂《王世镗论书》。也许，侯先生本人对该幅作品也极为重视，不然他怎么会将此作同时作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为他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书法集·侯开嘉》作品集之封面呢？

侯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与继承者，但观念上一点儿也不僵化，也不唯“古”是从。相反，他的观念很开放、很现代，比一般年轻人还要“新潮”得多。这方面的表现，有两点值得特别一提：一是对“破体”的尝试，二是对“现代派书法”的尝试。

关于前者，侯先生还专门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论破体书法的缘起和发展》，说明他从事“破体”书法的尝试，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纯感性所致，而有着冷静的理性思考在前面进行引导。所谓破体尝试，就是在一幅当中尽量糅合多种书体，而给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审美享受。侯先生告诉我们，这种破体尝试，从王献之那里就开始了，随后又有颜真卿、杨维桢、郑板桥、吴昌硕等人留下破体作品。在我看来，破体书法作为书法创新尝试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有极少数作品“破”得巧而佳，得到书法史的认同。但更多的破体作品，却沦于“杂糅”与“牵强附会”，或审美品位低俗，至少郑板桥的破体书——“六分半书”如此。再看侯先生的一些破体作品，以上述提及的天津人美版作品集为据，有几副少字数的四言联或五言联，很令我心折；而字数偏多一些的中堂则给我带来步入误区之感。这种不同效果，为什么会出现呢？原来，篆、隶、真、行、草五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各自不同的审美语言，邻近书体（如篆与隶、真与行、行与草等）尚有相通之处，而隔之太远（如篆与真、篆与行、篆与草、隶与草、隶与行等）则很难将它们一一打通，强行“拉郎配”，必然获取不了应有的审美效果。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钦佩侯先生不安于现状致力书法创新的探索精神，他常说：“我宁肯做一个探索的失败者，也绝不做一个固步自封的懒汉。”书法创新很诱人，多数创作者都在思考并尝试着，至于破体书法能否成为通向创新殿堂的一条路径，我想，即便有可能，那也极其偏仄，不容过分乐观。

对“现代派书法”的尝试，在侯先生那儿，只是偶然为之，但“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阴”，偏偏这偶尔之作，就是一幅成功之作，这幅作品就是收入上述天津人美版作品集中的《震》作。

《震》作，幅式斗方，主体是一个“震”字，上隶下篆，笔墨酣畅淋漓，充分展示了地震灾难后惨不忍睹的景象——房倒屋塌，瓦砾满地，树木与生灵被埋压、吞噬；款字题曰“5·12的记忆，戊子年四月”。另有跋语云：“2008年5月12日，阴，时值中午，余一人在家读报，突感剧烈摇晃，家什坠地。知是地震，遂跑到屋外。只见天摇地动，房屋树木如醉汉，明白灾难性地震发生了。当时报道为八级地震，震中汶川县被荡平，距成都五十公里的都江堰市亦房屋倒塌成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近十万。瞬间与死亡擦肩而过，内心如白，觉四大皆空。遂在不断的余震中作此一帧。以记当时心灵之轨迹也。”这幅作品，在我看来，完全可与日本书家手岛右卿笔下的草书《崩坏》相媲美！

二

侯先生的第一件事做得很成功，已像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峰为众人所仰慕。但在我个人的心目中，更愿意把侯先生视为一位书法理论家，他出色的理论造诣，使他的第二件事做得更引人瞩目，其峰亦明显高于第一座山峰。

侯先生爱好书法理论，主要是他爱思考的结果，但契机却在他的两位启蒙老师身上。侯先生告诉我们，前述高老师与银老师皆擅书法，但教他的时候都说对方的笔法不对，这可让刚学步的侯先生为难了：听谁的呢？到底谁对谁错？他后来看了很多书法理论书，方悟出两位老师说得都对，一是帖学的笔法，一是碑学的笔法。看书有了体会，他就把这些体会变成文字，并乐在其中，一发而不可收。

1981年绍兴召开“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由刚成立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编辑部等单位联合举办，后来成为实际上的“首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侯先生写了篇《论书法创新的年龄规律》应征，结果不仅入选，而且在大会上予以宣读（五篇之一）。受这篇会议论文之鼓励，侯先生的理论才华进一步得到展示。此后，人们果然在有关报刊上经常读到侯先生的大作，在有关书论会上经常看到侯先生的身影，在有关书论大奖上经常发现侯先生的大名。侯先生自谦写作速度慢、完成篇目少，实际上数十年下来也积累了一二十万字。而且绝大部分篇目经得起时间考验，愈久愈显其价值，这是最为难得的。单篇论文姑且不论，仅就论文集而言，亦令我们为之赞叹。从上世纪开始到目前，侯先生已经相继推出数部论文集，它们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侯开嘉书法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和2009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史新论》和《中国书法史新论（增订本）》，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书法史求真录》等。

侯先生的文章以史论为主，但问题意识特别强烈，读来不仅能让我们得到理论上的启发，而且能让我们得到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上的解放。像于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发表的《“用笔千古不易”吗？》《“用笔千古不易”剖析》和《中国书法艺术笔法发展史概说》，主要针对现代帖学大家沈尹默的僵化笔法论（如“五字执笔”论、“笔笔中锋论”等）而发，力主笔法是多样的而绝不是唯一的，是发展的而绝不是千古不易的，告诉人们：只要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什么笔法都可以运用，与做人不同，需要的就是“不择手段”。这对当时书法界冲破陈腐观念束缚、大胆进行创新尝试，起到了多么大的促进作用啊！史论文章偏能发挥现实效应，这也许是当下那些一味埋头碑帖考据、靠罗列史料成文的“理论家”们所难以想象的吧！

写史论文章注重选题本身的理论意义，是侯先生的又一追求。史论文章选题多得很，但并非都具有理论意义或重大理论意义，这便需要史论研究者具备一双慧眼。过去，人们对清代书法的史学定位并不高，对碑学运动的成就也估计不足，总以为北宋以后的书法发展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鉴于此，侯先生连续写了四篇论文——《清代碑学的成因及碑帖论战的辨析》《清代碑学实践的成就》《清代碑学实践的探索》和《碑学论辩三题》予以翻案，真可谓慧眼独具也！通过这四篇论文，侯先生明确指出：“在中国艺术史上，清代碑学掀开了灿烂的一页，它以创立的‘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果……使清代书法形成了‘尚朴’的时代艺术特征，造就了一大批书法艺术家，取得了和魏晋、唐宋比肩的伟大书法艺术成就”，“清代碑学的兴起距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它是我国的书法史上新崛起的一个艺术高峰”，“以上‘笔法创新’‘改造书写工具’‘融画入书’‘书从印入’是清人为建立碑学在实践上进行探索的四个主要方面，其中以‘笔法创新’的功勋尤为显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终于他们在‘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之际闯开了一个‘碑学’的新天地，为中国书法艺术史树立了一个高大的里程碑”，“清代碑学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将永垂青史！抹掉清代碑学，中国书法艺术史将显得何等的单薄与苍白”，等等。由于论证全面、扎实，侯先生的观点已为当今绝大多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所接受。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理论贡献啊！

侯先生的文章亮点还有很多，比如在主攻史论的同时，又不忘关注当下书坛现状，像前述谈书法创新自是一例，除此则表现为相继发表了《评当今书坛的三大派别》和《中国书法如何才有可能走向世界》两篇重要时论。而这点与他写史论文章带有问题意识又是密切相关的，道理很简单，不关注现状，又哪来问题意识？再个亮点，便是深思熟虑，“每发必有新见”（陈振濂语）。他告诉我们，他的重要史论文章，从观点形成到文章定稿，有时要花一年多时间。正因为如此，他发表出来的重要史论文章，不仅论据充分，而且观点新颖独到，令人信服。联想起当下书坛，尚有个别“理论家”哗众取宠，短时间之内便接连抛出一个又一个新旗号、新名目来，侯先生的治学精神，难道不显得异常可贵？难道不值得大力提倡吗？

三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1996年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想创办书法专业，找来找去只有侯先生最合适。在四川，在全国，想要找个单纯的书法创作家，很好找，但没有理论造诣又如何去传授学生的理论知识呢？如果要找个单纯的书法理论家，在四川境内没有，可全国范围内还是可以找到的，只是手上功夫不行，无法很好地指导学生进行书法创作，试想，书法专业学生几年下来连毛笔字都写不好，又怎能称得上合格的书法硕士呢？侯先生兼擅书法创作与书法理论，人又在四川，于是顺理成章地被川大聘请过去当了最合适的书法教授。这样，侯先生的书法人生在两件事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件事，这就是“教学生”。由于“教学生”亦硕果累累，第三座山峰随之映入人们的眼帘。

创办书法专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须知这是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啊！

但侯先生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入校之初，第一步便着手考察全国已有各大高校书法专业的办学模式，清楚地看到，北方院校偏于理论教育，南方院校偏于创作传授。最终决定，川大艺术学院书法专业的特色，当体现为创作与理论并重，既教学生搞好书法创作，又教学生关注书法理论，并独立撰写书法理论文章，务使毕业后的学生成为当下书坛的双栖型人才。

一开始，硕士招生人数少，仅一人而已。到后来，才逐渐增多。但增多后的人数仍极为有限，而不同于本科生或高中生人数那么多。当过老师的人都知道，人数多，上课有氛围，老师站在讲台上讲才充满激情。而人数一少，老师就没法站在讲台上讲了。对此，侯先生的办法是开门办学，或边示范边传授创作经验，或边座谈边传授理论知识，或边考察边进行书迹鉴赏，或边讨论边进行写作训练，或鼓励学生参加全国重要展赛以检验并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或鼓励学生参与全国重要学术会议的征稿活动以检验并提高自己的论文写作能力。在侯先生看来，硕士生平时默默的有序训练当然是主要的，但适当参与社会上的一些“竞技”项目亦有助于鞭策自我、升华自我。光埋头干自己的，不与他人相比、相赛，又如何知道自己的实际水准呢？又如何明白自己的不足而尽快予以弥补呢？

当书法硕导、博导，对有些人来说，一点也不难，也不辛苦，为什么呢？这些硕导、博导招收的研究生名义上拜他为师，但实际上，他从不把他们当学生看待，学什么、做什么，以及怎么学、怎么做，一任学生去琢磨，自己一次也不主动给予悉心指导。更谈不上给予系统指导，充其量，学生遇到问题找到了他，他才尽自己所想所能解答一二。甚至，有的书法硕导、博导，将自己的学生当作“打工仔”，知识不传授，反让他们尽义务，帮他完成一个又一个“社会课题”，而课题费一个子儿也不给学生。或无休止地让学生帮自己查找资料、翻译外文、誊抄与打印各种文稿等等。但侯先生的硕导当得却十分辛苦，他太认真、太有责任感了。他不仅注重向学生“灌输”有关知识，而且注重教会学生如何开扩眼界、活跃思维，掌握书法创作与书法研究的方法。他曾亲口告诉过我，教学生不花力气不行啊，学生出不了成果，老师的脸面何在？他的一些学生也向我透露，侯老师待他们如同自己的子女，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他们入校前拿过毛笔但从未写过书法理论文章，但几年研究生读下来，全都被侯老师教会写文章了。多么称职的“传道授业解惑”者啊！

教学生是件神圣的事，也是件奉献的事。社会上有种悖论，就是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最好的学校去接受最好的教育，可又不愿让自己的子女去读师范。我们看到，恢复高考以来，每年上大学的人何其多也，但成绩优秀者又有几人主动填报师范院校？我自己当过中学老师，也深知很多老师同我一样，教着教着就不想教了，何况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呢？但侯先生教学生却教出了“瘾”来，退休了，也不想离开学生。毛峰先生撰文告诉我们：“开嘉兄如今虽已退休，却还津津乐道地当起了‘助教’，一如既往地细心指导四川大学书法研究所的学生。我曾当着朋友的面‘嘲讽’他：‘一天不去研究所过不得。’他几乎是每天晚饭后就赖着去辅导同学们。他回应我：‘我是吃过晚饭后去散步的，是锻炼身体哩！’我哪肯罢休：‘成都那么大，散步只能去那里吗？’众人都笑了……我从这可体会到他对于书法教育的无比热枕，对于学生学业和生活的无私关爱！”侯先生教学生如此上“瘾”，能不让我们倍受感动吗？

由于侯先生教学生是手把手地教，所以，学生写出、发表的论文自然也就凝聚着侯先生的大量心血，这时，如在署名时加上自己的名字也完全合乎情理，但侯先生从来没有这么做，我们看到侯先生学生发表出来的论文均独立署名，文后亦不见“此文经侯开嘉老师指导完成”等字样。这就是侯先生的个性与风格！侯先生一直觉得，作为老师，指导学生写论文是义务、是分内的事；学生写的就是学生写的，岂能在上面随便挂名，“抢占”学生的研究成果呢？但侯先生又极其珍重学生的研究成果，而在自己的论文集《中国书法史新论（增订本）》中附录了《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硕士研究生论文索引》，在自己的论文集《书法史求真录》中，附录了五篇学生撰写（署名）的论文。对侯先生来说，学生有了这么多的研究成果，倒是自己教学成果的一种展示，仅此足矣！侯先生这种对待学生研究成果的做法，孤立地看并不怎么起眼，但与林岫女史数年前披露的情况相对比，就显得非常地了不起了！该情况指的是，有位名校书法博导，自己一篇像样的论文、一部像样的专著都没有，在申报“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时，却拿学生的论文、论著来充数，并抹去学生的署名，公然将学生的成果据为己有。

人活在世上，总得做一些事，这些事不在多与少，而在于能否做得有声有色，为社会留下若干值得称道的东西。侯先生在他的书法人生中，只做了三件事，但这三件事每一件都做得很精、很有成就，像三座巍然挺立的山峰，引人钦叹，引人仰止。这是多么璀璨的书法人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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