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选择》连载六十二：五度变法

   基于原始的内核，我们走入五度变法的艺术空间。

   4.2.1 魏晋之变

  中国美学的第一度变法历于魏晋。在这个时期，哲学有玄学本体，有《神灭论》；文学有建安风骨；绘画有曹衣出水和顾氏三绝；书法有真、行、草、楷，有钟繇、蔡邕、张芝，更有二王；风韵有阮藉与陶潜；史论有《三国志》、《后汉书》；文评有《文心雕龙》，诗评有《诗品》，画评有《画品》；算学有《九章算术》；医学有《伤寒论》；农学有《齐民要术》；誌人小說有《世說新语》，誌怪小說有《搜神记》。这是一个全面大丰收的时期，同时又是一个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何以乱世立书、且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无疑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所在。

   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解放。

   由于一统皇权的限制度松软，门阀世族对一统僵制（包括独尊儒术)的叛离，导致了利益纷争并驱策了思想巨变。门阀需要一个全新的人生观，名流则成为这一需要的代表，于是世族名流便系成一种对原有格局的势力反动，以名流话语表吐对束缚的挣脱，对自我的索求。

这是一个以人为美知、以文为风骨、以我为本性、以韵为气质的中国美学思想的大转折。

方一帆《龙》137×70cm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首发的建安慨叹。它既是建功立业的慷慨多气，亦是生死为大的慷慨悲歌。这一用“生死无常”四个字书写的历史，使人第一次在纷争、砍杀、动荡、恐惧中体验到了“存在”。中国哲学因之有了本体论。这一大的哲学转型，在存在意识的驱策下，人的内深进发出强烈的欲求火花，它不单是对独尊一统的反动，亦是对“活着”意义的争取，对生命意识的坚持，那怕瞬间的体

验，也要充分享受“生”的意义。就这样，“以无为本”、“生死为叹”的精神形性成了人格的无限玄思；而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的“清谈”、“玄

风”，则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

   人的符号，在本体化的大写背景上，表现为文的抒发。曹丕的人生不朽的立文追求，成为魏晋的精神理想。人的形质表现为情的流吐；而情又系文的风骨，慷慨悲歌与华丽奇美互为机理，文苑与儒林逐有略别，文不仅有“美教化”的功利，还有“美情趣”的功效。这是为情而情、为艺术而艺术的刻意为文。以文为美不仅使文学艺术具有了独立的意义，文艺的形质之美亦成为认识的一大课题。其中：文为

天地之心的自然之道，字义与音韵的对称、和谐、错综、统一的形式规则，“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华丽为文与格律为艺，不仅使文有了“道”的哲学高度，亦有了“韵”的美学深度。

   韵的气质一旦体征了“我”的本性，自由的生命便表现为“神、韵、气、风”，其核心是人对自我的尊重（对传统观念和社会习俗尊重的对立与替代），人

们言及“神”的心态，由对大自然存在的崇拜发展为对人自身创造的崇拜，把那些人工创造且超乎一般水准的境界称为“神”，并由此而呈现“入神状态”。这样，“神”就成为人的存在的不可言说的惊叹，并导致出一种在形而上层面进行思考的生命符号。东汉末年以来，人伦鉴识之风大盛，士林之中，“禀阳阴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成为一时习气。基于人的“形质”，提出了“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为其象”的美学见地，分析了仪、容、声、色、神，并进而展开了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九征”，在此基础上，又考察了十二类个性。名士风流因具有了精神的形性，精神便成为了艺术。在以酒神精神克服人生悲剧的梦境与醉意的审美人生中，心态的醉意和现实的残酷激化了性的冲动，以至乐的欲求与生的欲望都表现为性的渴求，尤其是男性的风神飘逸，在药性精神中获得了神明开朗的自觉，这是体味存在的幻境与狂境的审美人生。在药与酒的精神中，以竹林七贤为气质的度的美知，不仅成为艺术的文范，亦成为艺术的主题。气度、格调、风貌、韵致，第一次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美的觉知，这一划时代的变化，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从形的韵致中所觉知的神的气质，终于让华夏美学有了基本命题 一 形神论。由人的风神而致艺的气韵，艺术不仅需要自我存在、文质华美、才高飘逸，还需要生命情调。在那个悲惨的世界，门阀世族的精神索求，除了玄、道合流的儒学调和潜行外，外域佛文化亦成为重要来源。人们在现实中既看不到礼的秩序，亦看不到道的理想，善与恶的因果报应律在毫无公正的格局中根本没有现实意义，人们在此岸只能祈求彼岸，把“今生”委于“来生”，宗教石窟成了人间苦难的圣地。佛文化对信仰群的争夺，引发了佛、道合流，并最终致生儒、道、释殊途同归说，且基此构建了中国思想的基本框架。在这一背景上，华夏美学呈相出新的情调 一 追求生命的“淡”味。这就是宗白华指意的“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对于中国画，这一变化是深刻的，因为它有了把握形神的标准之美 一 气韵

生动；体现气韵的形质之美 一 线若风骨；蕴立风骨的意境之美 一 平淡自然。

    可以说，中国画的这三美觉知，是我的意志、文的抒发、韵的气质、情的格调的集成。在魏晋之变的精神代表中，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阮藉的任气、陶潜的冲和，都是精神的超越，时代的符号，美感的认信，历史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