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交错带：民族文化融合历史大舞台

半月谈记者  惠小勇  黄卧云

万里长城,作为我国古代北方著名的军事防御体系,被认为是中原政权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分界线。现在,专家学者为我们揭示了长城历史的另一面——长城地带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

在岷江上游考古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叶茂林提出,综合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长城地带在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上,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中国北方游牧与农耕的对立,造就了历史上的长城地带,在经济地理学上,称为农牧交错带。这一区域是我国地理地貌的带状过渡区,处于由半湿润气候向干旱气候区过渡的半干旱气候区。

长城地带作为一个学术术语,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一位地理学者提出,是对中国古代长城分布地区的固定称谓,认为长城不是一条绝对的边界“线”,而是被历史起伏推动而形成的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

修筑长城的活动绵延数千载，大量中原农耕地区人口移民屯垦,迁移到长城地带,使这里成为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错落汇聚的区域。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陈全功撰文指出,农牧交错带最主要的作用是民族和文化交流融合,正是西北游牧民族与中原及南方农耕民族不断融合,形成并丰富了中华文明。

甘肃最先处于这一融合的前沿。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刀,距今约4800年；在酒泉市四坝文化火石梁遗址和缸缸洼遗址,发现两处青铜冶炼场,距今已近4000年。使用青铜器,饲养马牛羊的西部游牧民族,因为气候等原因,在向东迁徙过程中,与种植粟、黍、稻,饲养猪狗的东部农耕民族发生频繁的冲突与交融。

陈全功认为,中国的农牧交错带肇始于青铜时代西方游牧文化与东方农耕文化的交流,稳定发展于夏商周,定型于秦汉。

叶茂林说,考古资料的增加,让人注意到甘青地区与岷江上游川西高原及四川盆地之间的直接交通联系和文化传播关系。

近年来,考古学家在藏东、川滇西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存在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元素,其中最突出的文化元素是彩陶、粟、石棺葬、双耳陶器等。

考古发现,在西藏东部和四川、云南的西部一带,也就是横断山区,存在着古老的、有众多族群迁徙和分化融合的大通道。该区域内,自北向南有6条江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在崇山峻岭中开辟出来的河谷通道,为中国南北方民族流动提供了独特的空间,构成了甘青川滇区域农牧交错带,又被称为藏羌彝民族走廊。

根据陈全功等制成的《基于GIS 的中国农牧交错带分布图》,中国的农牧交错带大致沿“胡焕庸线”所指示区域分布,涉及黑、吉、辽、蒙、冀、晋、陕、宁、甘、青、川、滇、藏13个省（区）的234个县（市、旗）,总面积约81万平方公里。

“胡焕庸线”是地理学家胡焕庸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一条从东北黑河到云南腾冲之间的直线,来区分线两边中国人口分布的显著差异。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曾经提出与“胡焕庸线”和农牧交错带及长城地带,在走向上多有相似的一个文化传播带概念,即“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条弧线被叶茂林称为“童恩正线”。

童恩正的论述,以青藏高原为观测点位,把祁连山脉、贺兰山脉、阴山山脉、大兴安岭,以及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的横断山脉,视为屏障和环绕着黄河、长江中下游肥沃区域的双臂。活动在该地带的众多民族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元素。

“人口地理学的‘胡焕庸线’、经济地理学的‘农牧交错带’,民族考古学的‘童恩正线’,都昭示了长城地带在我国民族和文化融合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叶茂林说。（半月谈内部版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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