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考古人有话说：三星堆古蜀文明探索之路

      冉宏林 雷雨 三星堆博物馆 昨天

      写在前面

   2019年3月25日18时30分，古老、华丽的意大利首都罗马市迎来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文明邂逅。作为中意深化文化交流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由四川省文物局组织策划的以古蜀文明及四川汉代精品文物为主题的《三星堆：神与人的世界——四川古代文明展》在罗马市图拉真市场及帝国广场博物馆开展。本展览汇集了四川省内8家文博单位的145件/套文物精品[1]，主要来自三星堆、金沙、商业街船棺和马家大墓等古蜀文明代表遗址，其中三星堆文物是遗址发现九十周年来首次在欧洲集中展出。如此众多的重量级展品将集中展现古蜀文明精彩纷呈的社会生活和神秘莫测的精神世界。毫无疑问，展览紧密联系并促进着一带一路的中意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古罗马对话，“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四川古蜀文明特展”开幕

      一、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历史

   如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古蜀文明从古代穿梭现代、从地下回到地面、从书本中走向现实并非朝夕之功，而是数代考古学家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耕耘、不断探索的结果。三星堆遗址是古蜀文明的都城遗址，是探索古蜀文明最重要的对象。自1929年以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四川省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广汉市文物管理所等多家文博单位持续在遗址内开展全面、系统的考古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寻物（1929年至新中国成立前）

    二十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的兴起几乎瓦解了之前所建立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中国古史体系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当务之急[2]。刚刚引入中国的考古学成为这一宏大学术目标的重要方法。“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来自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始终奔波于田间地头，找寻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也经历了这个阶段，大致从1929年开始，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前。

    1929年，居住于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台地的村民燕道诚无意间发现四百余件玉石器，是三星堆遗址有记载以来第一次出土古代遗物。这一发现引起了当时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馆长的美国人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注意。为了解玉石器的出土情况，葛维汉于1934年赴玉石器出土地点开展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获文物六百余件。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止，但相关的初步研究依然在进行。发掘者葛维汉、林名均以及郑德坤、郭沫若等先生均对三星堆遗址出土古代遗物有所研究，并相继发表论文进行讨论[3]。

      1934年，葛维汉教授（右一）与担任此次发掘副领队的林名均先生（左一）及部分协助发掘的当地乡绅合影

      第二阶段：证史（1956年至2005年）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基本建设的基础上，中国考古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影响下，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目标定位为构建中国物质文化史。在夏鼐先生引入的“考古学文化”理论[4]指导下，三星堆遗址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

   1956年为配合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的修扩建，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位于沿线的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初次调查，将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分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5]。195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再次开展考古调查，初步明确遗址为蜀文化遗址，并将之前分别命名的“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视为同一个遗址[6]。为进一步了解遗址的内涵和堆积情况，1963年在冯汉骥先生的倡导下，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月亮湾地点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并将所获文物命名为月亮湾文化[7]。

1963年冯汉骥在考古发掘现场

  随着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学说”的提出[8]，自1980年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和广汉市文物管理在因砖厂取土破坏严重的三星堆地点连续开展了6次发掘，将遗址定名为“三星堆遗址”，提出“三星堆文化”的命名，并初步建立遗址的分期年代体系[9]。

  1986年7月、8月和1987年11月，意外惊喜不期而遇。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10]和仓包包祭祀坑[11]相继面世。这些意外发现大大丰富了遗址的内涵、提升了遗址的重要性。而早在发现祭祀坑的十年前，遗址中规律分布的土埂就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最终于1984年确认了第一道城墙——三星堆城墙，并以此为线索相继于1989年、1991年、1994年和1999年确认了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和月亮湾城墙，因此确定了遗址古蜀国都城的性质[12]。1997年11月，三星堆遗址西侧的仁胜村砖厂在取土过程中发现一根象牙和四座长方形土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立即展开抢救性发掘，至1998年6月为止，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唯一一处墓地——仁胜村墓地得以重见天日[13]。2000年和200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继在月亮湾台地和青关山台地发现大型建筑和相关联的小型陶器祭祀坑以及陶水管、陶板瓦、陶璋、陶人等高等级遗物，确认了三星堆遗址的高等级建筑区。

仁胜村发掘现场

 第三阶段：见人（2011年至今）

 随着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等新兴考古学学科、理论在中国的流行[14]，加上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开始纳入国家“五年工作计划”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2011年开始为了解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而有计划地、系统地对三星堆遗址开展考古工作，最终目的在于“见”当时“人”的衣食住行。

 2011年至201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重点保护范围和一般保护范围共计12平方公里开展了四次全面、细致的考古勘探，全面摸清遗址范围内的遗存分布、堆积状况和保存状况。

 根据考古钻探提供的线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分别于2013年、2014年、2015年相继发现真武宫城墙、青关山城墙、西城墙拐角段，加上1999年发现的月亮湾城墙，在三星堆遗址的西北部合围出一座小城——月亮湾小城，即三星堆城址的内城。通过2013年、2014年对仓包包城墙、马屁股城墙和李家院子城墙的相继发掘，在月亮湾小城的东侧确认了一座新的小城——仓包包小城。由此，三星堆城址北部的内城格局得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发掘内重城圈的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分别于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对之前确认的东城墙、西城墙和月亮湾城墙的南段重新进行解剖，从而最终确认三星堆城址外城的格局以及营建过程[15]。

  2012年至2015年，考古学家在2005年发掘的青关山台地持续开展大规模发掘，发现三座大型红烧土建筑，最终确认了青关山台地作为三星堆城址大型建筑集中分布区的性质[16]。

二、三星堆遗址考古研究成果

   与三星堆遗址有关的研究与上述考古工作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在将近90年的研究历史中，三星堆遗址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遗址分期编年体系基本建立

   二十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考古工作开展有限，对于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与断代研究相对较少，成果也不甚明显，仅知遗址的年代包含新石器时代和商周两个大的阶段，但具体的分期尚未开展。三星堆遗址发掘者根据1980年至1981年的发掘资料，首次将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其中第四期尚未明确提出，但已有所特别关注）[17]，之后陈显丹[18]和孙华[19]等人相继撰文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分期，虽然不同学者的分期结论有所不同，但将遗址分为四期基本形成共识，这一结论一直沿用至今，形成定论。雷雨在编辑《广汉三星堆——198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过程中将遗址分期进一步细化为四期13段，至此三星堆遗址的分期编年体系基本建立。

    （二）遗址所属考古学文化、源流，及其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等大致厘清

    三星堆遗址发掘者首次将遗址所获文化遗存命名为三星堆文化，但未详细分辨究竟报告所分哪几期是三星堆文化[20]。孙华首次将遗址所分三期分别归属为边堆山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21]。这是目前学界关于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文化构成情况的主要观点，此后虽然有不同学者关于这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但仅限于三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如关于遗址第一期遗存所属考古学文化有边堆山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等不同意见，关于遗址第四期有属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四期文化等分歧。

    一直以来，学界关于三星堆遗址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源流和延续的观点相对统一，均认为一期、二至三期、四期所属考古学文化前后相继，是同属一个文化序列的不同阶段或不同考古学文化，三者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三星堆一期遗存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来源主要有川西北山地[22]和长江中游地区[23]两种说法。2009年在什邡桂圆桥遗址发现的早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存为解决这一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发掘者将其命名为桂圆桥文化，并作为三星堆一期考古学文化的直接源头[24]。

   研究表明，三星堆遗址在各个时期与盆地之外的考古学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交流：一期时与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在城墙筑造方法、陶器制作、玉器形制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二期、三期时与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在陶器种类、形制、铜器器形、纹饰以及玉器特征等方面较为相近；四期时与关中地区在陶器形制等方面往来密切，在越南也发现有与三星堆遗址相似的玉石器，或表明二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三）城址北部的聚落结构及城墙营建过程大体明确

经过“十二五”以来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三星堆城址北部的聚落结构和城墙营建过程已大致明确。整体而言，三星堆城址是“一大多小”的格局，“一大”即由东城墙、南城墙、西城墙以及由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和马屁股城墙串联起来的北城墙合围而成的外城圈，“多小”指位于外城圈内的多座小城，目前已经在北部确认两座，分别是由月亮湾城墙、真武宫城墙、青关山城墙、西城墙北段及其南端东转部分城墙合围的月亮湾小城，以及由仓包包城墙、李家院子城墙、马屁股城墙和东城墙北段合围的仓包包小城。外城圈和两座小城共用北城墙。由于月亮城墙南段为补筑，马牧河南侧还有三星堆城墙，因此三星堆遗址的大城南部可能还存在其它小城。

   就目前成果来看，三星堆城址并非一次性营建而成，而是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最初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偏晚阶段在遗址西北部建造月亮湾小城，之后于遗址第三期偏早阶段沿着月亮湾小城北墙和西墙，即北城墙西段和西城墙北段分别向东、向南扩建，与三星堆城墙一起形成第二重城圈，第三期偏晚阶段在城内东北部加筑仓包包城墙和李家院子城墙，由此形成仓包包小城，并继续向南扩建东城墙和西城墙，与新建的南城墙合围成遗址第三重城圈。三个阶段的划分也可从城墙结构方面得到印证，月亮湾小城的城墙结构与宝墩古城内城的城墙结构类似，可明显分为几个倾斜的单元，墙体的块状结构感和施工顺序感非常强烈，东城墙、西城墙南段和三星堆城墙的结构大体呈“几”字形，而包括马屁股城墙在内的仓包包小城的城墙结构则未分单元，施工顺序感也很弱，与宝墩古城外城墙的结构相近。

      （四）祭祀坑及其出土各类铜、玉石、金器等的年代、形制、纹饰和性质基本清楚

   随着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各类精美文物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祭祀坑本身的年代、性质；

   （2）铜器的形制、纹饰、铸造工艺以及在宗教、祭祀上的用途和寓意；（3）玉器尤其是玉璋的形制、用途、纹饰解读；

      （4）金器的用途、纹饰解读；

      （5）各类器物所反映的古蜀国历史、民族情况；

      （6）其他。

      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意见纷呈，是三星堆研究中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部分。虽然不同观点差别较大，甚至相互抵牾，但都具有其合理性。

    总结而言，两个祭祀坑的年代有殷墟一期、商末周初、西周早期乃至更晚等不同观点，祭祀坑的性质有祭祀坑[25]、亡国宝器坑[26]、墓葬[27]、不祥宝器坑[28]等多种看法。

三星堆祭祀坑发掘场景

   坑内出土器物从形制上可分为两大类：

  其一为具有明显本地风格的器物，如铜器中的面具、头像、神树、立人像等，玉器中的有领玉瑗、大玉璧，金器中的金杖、金箔面具等；

 其二为来源于中原风格并加以改进的器物，如铜器中的尊、罍、戈等，玉器中的璋等。

 这些器物均用于祭祀，并且不同器物在祭祀仪式中的用途各有不同，如铜尊、罍是盛放祭祀用品的盛器，神树、面具象征祭祀对象，立人像是祭司的物化，金器等则是各级祭司、世俗统治者的身份象征，跪坐人像则是侍者，玉璋、象牙等则是祭祀用品[29]。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

青铜大立人像

青铜神树

（五）与三星堆遗址相关的历史、民族大致清晰

 借助少量的传世文献以及各类器物的造型、纹饰，可对三星堆遗址相关的历史、民族情况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多数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作为都城废弃之后，都城随后迁徙至金沙遗址，并对迁徙的原因做了详细论述，或认为是因为洪水泛滥被迫迁徙[30]，或认为是不同民族之间战争导致的迁徙，或认为是一个民族内部两支人群以相对平和的方式争夺世俗和神权导致的迁徙[31]。由于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与鱼、鸟有关的遗物，如陶鸟头把勺、青铜鸟、金杖上的鱼鸟双箭图、玉璋上的鸟形象等，多数学者将其作为传说中的古蜀国王鱼凫的都城，其居住在都城内的民族也多为古蜀族[32]。

 （六）其他方面的研究诸如铜器成分、金器成分、象牙结构、石器矿物成分等科技考古以及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开发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总之，通过九十年的各项考古工作和研究，三星堆遗址所展现出的古蜀文明内涵、面貌已较为清晰[33]，对于古蜀国的历史变迁、社会构成等也形成了一定的认识。

 三、《三星堆：神与人的世界——四川古代文明展》有关器物的考古研究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围绕着这些文物有着太多未解之谜，也指引着相关考古工作和研究的开展。就本次展览试举两例说明。

 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57件玉璋，是南中国地区集中出土玉璋最多的遗址。很显然，使用玉璋是古蜀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远在1000公里之遥的越南北部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土了数件玉璋，其形制、纹饰等特征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玉璋基本一致[34]。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06年开全国之先河，率先赴越南开展考古发掘，所获颇丰，基本了解了玉璋的出土背景、文化面貌等[35]。

  作为古蜀文明的重要遗物，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数量丰富的海贝，其来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尽管之前已有多位学者对此有过探讨[36]，或认为来自中原，或认为来自东方，或认为来自西亚，或认为来自南亚，莫衷一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主要是通过古代文献记载和零星考古发现去推论，缺乏实地考察。近年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相关文博单位联合开展的“南亚廊道考古调查”项目即是为解决这一学术问题而开展的一次目的性较强的实地考古工作。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海贝

  尽管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取得了上述众多成就，但却只揭开了三星堆遗址这座古蜀国都城神秘面纱的一角，还有更多有关古蜀文明的谜题等待世人去解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四川省委、省政府积极推动古蜀文明传承工程，我们相信古蜀文明研究一定会蒸蒸日上，取得更多新的成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冉宏林 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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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王嘉：《145件文物飞往罗马展现古蜀文明》，《成都日报》2019年3月24日

   [2] 孙庆伟：《追迹三代》第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 相关文章可参看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研究》（第一辑），天地出版社，2006年。

   [4]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5] 王家祐、江甸潮：《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1958年第8期。

   [6]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广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61年第11期。

  [7]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五）》第310—31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8] 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9]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78—9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12] 陈德安、杨剑：《三星堆遗址商代城址的调查与认识》，王震中等编《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9—156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1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14]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本文引自《考古学是什么》第164—1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5] 雷雨：《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突破——发现最高等级建筑区、合围大城及北部小城、城址北部格局逐渐清晰》，《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25日第五版。

  [16] 雷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012~2013年考古新收获》，国家文物局主编《2013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46—51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1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8]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特征及其发展》，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二）》第213—231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19]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五）》第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20]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21]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五）》第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22] 黄昊德、赵宾福：《宝墩文化的发现及其来源考察》，《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2期。

  [23] 杨华、赵冬：《鱼凫文化遗存与石家河文化遗存的关系》，《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24] 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9期；b.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文物》2013年第9期。

  [25]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两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9年第5期。

  [26] 徐朝龙：《三星堆“祭祀坑说”唱异——兼谈鱼凫和杜宇之关系》，《四川文物》1992年第5期。

  [27] 张明华：《三星堆祭祀坑会否是墓葬》，《中国文物报》1989年6月2日第一版。

  [28] 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坑若干问题的辩证》，《四川文物》1993年第4、5期。

  [29] 孙华：《三星堆器物坑文物丛考》，《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239—262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30] 林向：《从三星堆到金沙——寻找失落的三星堆古城》，《文史知识》2006年第8期。

  [31] 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埋藏年代、性质、主人和背景》，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九）》第9—53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32] 胡昌钰、蔡革：《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2年增刊。

  [33]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34] 彭长林：《越南北部牙璋研究》，《华夏考古》2015年第1期。

  [3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

  [36] a.敖天照：《三星堆海贝来源初探》，《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b.刘光曙：《试论三星堆海贝来源及其影响》，《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c.莫洪贵：《广汉三星堆遗址海贝的研究》，《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d.敖天照：《略谈三星堆海贝的来源》，《文史杂志》1993年第6期。

  原文转载自“四川考古”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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