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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的升华 ——樊萍的花鸟画

樊萍 来源:中国美网 ·995 浏览 ·2019-11-28 13:41:43

文/王镛

  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樊萍女士,生长于陶瓷之乡淄博。淄博也是蒲松龄的故里,《聊斋志异》中那些可爱多情的花妖狐魅(如荷花三娘子、葛巾、黄英、香玉等花仙),想必也摄取了淄博女性美丽的精魂。樊萍是淄博女性的代表,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才女。她不仅是出色的陶艺家,而且是有名的花鸟画家和优秀的教师。她长期从事花鸟画、装饰画教学,还出版过《中国花鸟画技法》(2003)、《国画名家樊萍花卉艺术》(2005)等专著。


樊萍

樊萍作品


   樊萍的花鸟画著作系统梳理了中国花鸟画的历史沿革、工具、材料、基本技法、临摹、写生、创作、题款、钤印等等,并总结了她自己多年花鸟画教学和创作的经验,对花鸟画学生和爱好者均有一定参考价值。她对花卉的分类及其结构、形态的分析尤为细致,与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的花卉分类一脉相承。她本人的花鸟画创作,可以作为学生临习的范本,但与一般的课堂示范不同,她的花鸟画创作已从技法层面提升到精神层面,追求一种“诗性的升华”。在《国画名家樊萍花卉艺术》一书中,她专辟最后一节论述“花卉画创作的诗性升华”。在该书《自序》中她也曾申明:“我以为用中国的形式来表现花卉,也在一个‘雅’和‘韵’上,当然其本质特征,仍是一种诗性的升华。” 可见她对中国花鸟画创作的诗性的升华的自觉追求。


樊萍

樊萍作品


  诗性是所有高雅艺术共同追求的审美境界。传统中国画特别追求诗性的表现,强调意境的营造。宋代《宣和画谱》卷十五《花鸟叙论》就曾经标举花鸟画的诗性,认为“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 花鸟画与诗人相表里,不仅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是指花鸟画像诗一样有所寄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花鸟叙论》)。樊萍精通中国花鸟画史画论,能够从理论的高度把握中国花鸟画的精髓——诗性和意境,她的花鸟画创作又从实践的角度继承了中国花鸟画表现诗性、意境的传统。正如评论家朱铭所说:“她善于把握画面的意境,也就是总体的调子,追求着一种恬静悠远、深邃含蓄的味道”(《净境》)。这种恬静悠远、深邃含蓄的味道就是诗性或诗意。诗性既有跨时代的恒久性,又有时代的变异性。中国传统花鸟画特别是文人花鸟画的诗意,诸如“雅”、“韵”、“恬静、悠远、深邃、含蓄”之类审美范畴,可以跨越时代,传诸久远,樊萍的花鸟画便继承了这种传统精神。但古人的诗意毕竟带有古人的印记和时代的局限,花鸟画的诗意也会随着不同时代审美趣味的演变而发生变异。现代花鸟画大师齐白石、潘天寿等人的作品,就已经脱离了传统文人花鸟画荒寒、冷逸、孤寂、寥落的意境,转而追求新的时代质朴、热烈、刚健、雄奇的诗意。樊萍作为当代富有创新意识的花鸟画家,她的花鸟画也致力于追求新的时代的诗性的升华。她的获奖作品《和平万岁》、《绿荫》、《葵花群鹅图》、《岁老根弥壮》、《榕树绿叶隐歌鸟》、《春天》等,从立意、构图到笔墨、色彩,无不体现出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趣味的清新的诗意,题款也增加了新颖的诗意的联想。


樊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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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性集中表现了艺术家的个性。樊萍自述她“经常徘徊于传统与创新之间”,“近年来,我由近乎传统的花鸟画法,渐渐踏入创新之路。” 樊萍的花鸟画创作拓宽了传统花鸟画的题材领域,她的花鸟画不限于梅兰竹菊、荷花、牡丹、石榴、葡萄、芭蕉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葵花、玉米、高粱、苹果、茄子、辣椒等农作物和蔬果都列为描绘对象。同时,她还注意到当代花卉市场品种的迅速国际化,举例说明兰花一直被中国文人画传统视为高洁的人格象征,而兰花一族,现在又有了大花蕙兰、卡特兰、蝴蝶兰等等。这些花卉新品种,包括郁金香、美洲红楼花等外来花卉,也被她纳入自己的画面。在她的画面上呈现古今杂陈、中外交汇的异彩,既有传统花鸟画的清雅的“文气”,民间乡土生活的朴野的“土气”,又有外来花卉新品种的奇丽的“洋气”。樊萍的花鸟画技法,明显地把中国传统花鸟画的笔墨与西方绘画的明暗光影融合在一起。中西融合本来是现代中国花鸟画革新的一条重要途径,但近些年来流行的过分强调笔墨自身的独立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却简单地否定中西融合探索的成果。因此樊萍坚持走中西融合的探索之路,在当下仍然具有创新的意义。其实她的笔墨功力相当深厚,兼擅工笔和写意,尤其擅长白描花卉和半工半写的小写意花鸟。她曾经到新西兰、瑞典、法国等地讲学或交流,开阔了艺术眼界。她对西方绘画特别是静物画非常关注,也经常使用一些色泽纯正丰富的进口水彩颜料。在她的花鸟画笔墨中,融合了西方绘画的明暗、光影、质感、色彩和空间层次的表现,整体上又保持着中国画的格调气韵。


樊萍

樊萍作品

  写实性与装饰性的结合,是樊萍花鸟画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写实性与装饰性是艺术对立互补的两极。写实性注重立体感,装饰性倾向平面化,显然是互相矛盾的。但在写实性与装饰性这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调和的多种可能和互补的巨大空间。樊萍既重视写生,又喜爱装饰。写生为她的花鸟画提供了生动的素材,来自写生“天然粉本”的花卉要比来自临摹画谱图式的花卉自然生动得多。装饰为她的花鸟画增添了雅致的韵味,对来自写生的素材进行了艺术加工、提炼和美化。人们往往鄙薄绘画的装饰性。实际上,装饰性是艺术的基本审美特性之一,几乎所有绘画都带有或多或少的装饰性。西方绘画也经历了从古典写实向现代装饰演变的过程。从荷兰画派的静物到凡·高的《向日葵》、马蒂斯的《金鱼》,我们不难看出西方绘画从古典的写实性、立体感向现代的装饰性、平面化演变的轨迹。装饰性非但不是樊萍花鸟画的缺点,恰恰是她的花鸟画的优点,充分发挥了她作为陶艺家装饰设计的特长。当然,写实性与装饰性的结合,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我曾在一篇评论中说过:“拘泥写实则类似照片,一味装饰则混同图案。”(《不凋的生命——许敏的干花世界》)樊萍的花鸟画对写实性与装饰性之间微妙的分寸把握得也比较到位,整体视觉效果不似照片或图案,既自然生动,又韵味雅致。近年来她的花鸟画省略了禽鸟,专注于花卉,仍然保留了或者说强化了写实性与装饰性结合的特征。她创作了一系列瓶花或插花作品,构图接近西方的静物画。西方的静物(still-life)原义为“静止的生命”。樊萍的花卉也着重“表现一种静态的美”(《自序》)。瓶花或插花正适宜表现这种静态的美。但相对收缩花鸟画的主题,瓶花或插花舍弃了自然环境,局限于室内一角,无疑在构图和空间处理上对画家经营位置的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画不好就会构图雷同,千篇一律。不过,樊萍凭借她多年从事陶艺、花鸟画和装饰画教学和创作的经验,在瓶花或插花的构图和空间处理上极尽变化之能事,她画中设计的陶瓷器皿的器形和纹样尤其丰富多彩,与各种花卉、蔬果配合得十分巧妙,因而在限制中获得了表现的自由。可以说,樊萍的花鸟画以她独特的个性和优势表现了诗性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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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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