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山下拜草圣

 我们巜老警官书画院》一行从天府之国乘机回京。脑袋里回忆起黄宾虹，林散之，林筱之，李长生他们的影子和共同点。他们都有一棵对民族文化执着，对国家的忠诚，对师长的感恩，对艺术痴迷。在与长生先生聊天时聊的最多的是筱之先生对他的恩。四川草圣林散之书院凝聚着长生先生对莜之先生敬重，感恩和回报。目前的艺术行业不如人意。但是长生先生竟将书院办的有声有色。靠的是什么呢？就这个问题我提岀时，长生先生喝了一口水，淡淡的说，靠的是心，靠的是感恩和奉献。听起来有点玄。但要做好一件事情。没有心中的信仰，没有感恩做为动力，哪来的奉献的力量。天府之行收获草圣精神，筱之老人慧心，慧眼，收获了长生先生这位相见恨晚的朋友兄弟。做为草圣林散之艺术研究者和实践者。我们巜老警官书院》同样需要恒心，感恩，奉献。我和老部长都是研究学习林散之艺术的书画家，希望在以后艺术研究学习中与四川草圣林散之书画院落实合作协议共同为林散之艺术添砖加瓦。

林散之（1898.11.20—1989.12.6），名霖，又名以霖，字散之，号三痴、左耳、江上老人等。祖籍安徽和县乌江镇，生于江苏江浦县，居南京。工书法、诗文，擅山水。生前曾任安徽省第一届人民大会代表、江浦县（时属安徽）农田委员会副主任、江浦县副县长，江苏省国画院任专职画师、江苏省国画院一级美术师、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林散之被誉为当代草圣，是诗、书、画三绝的艺坛大家，其山水画尤为海内外所敬服。

  林散之论书有“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更觉方”句，这一笔法原理来自黄宾虹对他的指教与影响。他自师从黄宾虹后，不仅画入其门，书亦得其法。

  林散之晚年以草书见称于世，其作浑朴苍茫、老辣纷披，却又空灵含蓄，每寓雄奇于简淡之中，可谓超凡入圣已臻化境。世誉之曰“当代草圣”，殆非虚语。其实在书法之外，散翁于诗文绘画等多方面，均用力至深，成就亦超迈时流。散翁为诗宗法杜（少陵）、韩（退之），出入唐贤三味，固非寻常以诗称者所能及。其作山水，法乳于宾虹大师，而简淡蕴藉中涵禅理，已出乃师藩篱，惜为其书名所掩，一直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对于自己的艺术经历，林散之曾说“余之学书过程即余学画过程”，可见在其艺术道路上，一直是书画并参的。但如果从拜师学艺的角度上说，林散之学画的时间甚至比学书还早。在林散之13岁的时候，因为丧父家贫，便往南京随民间画师张青甫学画人像，希望通过这个解决衣食。后因病返乡，学徒生涯遂告中断。病愈后，方从乌江范培开学习书法，始知悬腕执笔之说。时林散之16岁。这一时期里林散之字学唐人，以欧、虞、褚、颜为主，画则以仕女人物为主。如果沿着这条路线一直走下去，林散之最多不过一乡里知名的画师，像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民间画工那样最终寂寞无闻。所幸的是，林散之在他18岁时得以从师清末进士张栗庵。这是林散之艺术与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栗庵先生学问淹通古今，精研经史，并擅诗文、书法，而且家藏图书、碑贴数万卷，林散之在其门下学习得以眼界大开、艺事日进。因为时代、战乱等诸多因素，林散之青少年时期的画作已难能窥见，大概其20岁之前以人物画为主，20岁前后逐渐转向山水画。在散翁之子林昌午及其婿李秋水共同编次的《林散之书画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中，尚可见其作于1924年的山水人物之作四桢。虽然这些作品中山水还只是作为人物的背景，但可见林散之此时已具备一定的树石功夫。笔力则稍嫌滞、弱，但画格清新尚属不俗。而在此前一年，林散之26岁时，着手编撰了《山水类编》，采摘汇集了前人有关山水画的论述计35万余字。可见此时林散之对山水画的研究正有着浓厚的兴趣。当然实事求是的说，林散之在山水画上此时还处于初级阶段，为了在艺术上进一步深造，在1929年春林散之32岁时，由张栗庵之介往上海投师黄宾虹。而这又成为林散之艺术和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黄宾虹对于林散之的影响是多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黄宾虹为林散之打开了传统笔墨的大门，在“理”、“法”两个方面将他带入山水画艺术的堂奥，而这些正是成就林散之一生事业的关键所在。对此，林散之晚年回忆说“黄先生不以余不肖，谓曰君之书画，略具才气，不入时畦，唯在用笔用墨之法，尚无所知，似从珂罗版摹拟而成，模糊凄迷，真意全亏，并授以古人用笔用墨之法”。而在林散之的诗歌作品中亦有多首忆及从游黄门的经历，典型的如作于1939年的《秋日怀宾虹夫子三首》，其中写道：“师以古墨作行草，淋漓示我两三行，复以余事写山岳，作画如字风雨狂。虫篆鸟文两不失，青山几点远荒荒”，在这段形象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黄宾虹的笔墨高度在林散之灵魂深处产生的震撼。林散之在黄宾虹身边学习前后共三年，从其作于30年代的如《草阁读书图》、《峨眉纪游》等作品，在笔墨上已经初具规模。黄宾虹对林散之的影响还在于为其指出了一条须以毕生之力为之的艺术道路，其授林散之为艺之道云“凡病可医,唯俗病难医。医治有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广,俗病可除也”。而实际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任何一个山水画家来说都是一条永远走不完的艺术大道。

  在黄宾虹思想的指引下，林散之37岁时进行了万里壮游，是游“得画稿八百余幅，诗二百余首，记游若干篇，行越七省，跋涉一万八千余里”。显然，在林散之看来，黄宾虹提出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山水画家成材的必由之径，否则很难想见在经济窘迫、交通梗塞乃至匪患横行等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面前，林散之能毫不犹豫的踏上远游的征程。

 黄宾虹不论是早年参加革命，力图改变社会，还是晚年棲心于书画，从中追求“浑厚华滋”，并认为其为民族性将其作为救世良方及民族复兴之道，都是他积极入世心态的反映，故而黄宾虹骨子里是儒家。而林散之虽则也参加社会活动，也念念民生疾苦，但与乃师相比林散之似乎更加游心于方外，他研读佛书、参禅，晚年诗文及书法创作中多禅语， 临终前手书“升天成佛”四字安详而逝更具宗教色彩。对此，李秋水曾说：“他的诗和艺术受佛学的影响，有佛学的哲理和禅的境界。他的思想是多元的，应该说儒家的思想是核心，道家的思想是体用，而归结于佛家”。而个人气质与人生境界与黄宾虹不同则是林散之在山水画上最终能走出黄宾虹的笼罩确立自身艺术特色的根本原因所在。

  大凡画家不论功力有多深，最后贵在有自己的面目。林散之晚年的若干作品，个人面目已经十分突出。如《钓鱼台》（1978、《西洞庭》（手卷1984），《忆江南》（1984），《倦游归来》（1987），《多少山林事，依稀记不真》（1989年去世前两句作）。这批作品安详沉静，将古拙简淡之意发挥到极致，疏疏落落的几根线条，似书非书，似画非画，别有禅趣。以画通禅本是南宗山水画的旨趣所在，董其昌倡导的“南北宋论”正导源于此。但征之明清山水画史，真正能彻底解脱法缚，简之又简，以画为禅的，实际上只有八大，担当等数人而已。他们都还是和尚，林散之能以居士身份达到这一境界，实在是应该稀有宝贵的了。特别是林散之逝世前两月所作的那幅《多少山林事，依稀记不真》，我们观赏这幅作品时，每使人觉得是与一长者在促膝谈心，品味到的是沧桑历尽后的那种散淡与从容 。宋人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说“画之逸格，最难其俦，……笔简形具，得之自然”， 从这个角度说，林散之的这批作品完全是可以置入逸格的，而纸墨间的静气凝结，简之入微，无意为佳而无不佳，则是已入恽南田所梦寐的“高逸”一派了。林散之晚年耽于草书，作画数量不是太多，如果这种高逸之作能有一定的数量，其在画史上的地位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只以其为数不多的精品而论，艺术的成就实不在其草书之下。

   林散之被誉为当代草圣，是诗、书、画三绝的艺坛大家，其山水画尤为海内外所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