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林：唐代入渝大诗人刘禹锡书法事迹考略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历任太子校书、监察御史、礼部尚书、太子宾客（正三品）等职。刘禹锡诗文俱佳，与白居易并称“刘白”，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其诗通俗清新，善用比兴手法寄托政治内容。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望洞庭》等名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等名句千古名作。有《刘梦得文集》。刘禹锡的诗为白居易推崇备至，誉为“诗豪”。

刘禹锡是于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冬入峡任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长庆四年（824年）夏，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时年49岁，在三峡中度过了两年多刺史生涯。刘禹锡贬任夔州刺史，其政绩无从知晓，但他在此期间写下的许多诗文却留传下来，如《蜀先主庙》《堤上行》《夔州刺史厅壁记》《夔州刺史谢上表》《夔州论利害第一表》《别夔州官吏》等，特别是他与三峡结下深厚情缘，写下了许多三峡诗文把三峡地区的民间歌曲《竹枝词》推陈出新，使《竹枝词》成为雅俗共赏的诗歌艺术形式，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写作样式，对后世影响极大。刘禹锡所创作的《竹枝词》语言清丽，样式简短，风格尽显巴蜀文化对刘禹锡心态的影响。他写于夔州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二首.其二》）成为千古名诗，是白帝城诗城的标志诗歌之一。今奉节的白帝庙下塑有刘禹锡雕像、白帝城竹枝园（竹枝诗词碑刻园），以纪念这位诗豪。

刘禹锡不仅是大诗人、朝廷重臣（最高官职是二品的太子少傅），也是一位书法家。唐代以诗、书取士的科举制度促进了诗歌与书法在此时期的融汇合流，众多诗人兼擅书法是唐代艺术的重要现象。唐代诗人书法真迹留存不多，但其书法风格与好尚多在文献中有所记载。

关于刘禹锡书法，史料不完全记载如下：

《书史会要》称他：“工文章，善书。”

《金石录》（北宋）：“《唐令狐公先庙碑》，刘禹锡撰并正书，太和五年。”“《唐丞相崔群碑》，裴度撰，刘禹锡正书，开成三年。”《唐乗广禅师碑》，刘禹锡撰并正书，元和二年五月。”，“《唐宣州观察使王质碑》，刘禹锡撰并正书，开成四年十一月。”

《宝刻丛编》：“《唐赠太子少保何文悊碑》，唐王源中撰，刘禹锡正书，太和四年。”

《京兆金石录》：“《唐游玄都观诗》，刘禹锡撰并书，陈脩古篆额，太和十年。”

《集古録目》：“《唐照公塔铭》，唐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白居易撰，刘禹锡为秘书监分司东都时书。”等等。

刘禹锡擅书法，这有公认，后世也有高评。譬如：《语石》（清代收藏家叶昌炽）：“唐诗人兼工书法者，以刘禹锡为第一。”《唐宋文举要》（高步瀛）甲编卷四：““矜炼雅健，金石文之正轨。”《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刘宾客集》：“用笔端凝，谙金石之体”（林纾评语）

刘禹锡本人酷爱书法，识见高卓，常常以钟繇、陶贞白（陶弘景）自况：“近来渐有临池志，为报钟繇欲抗行。”锺繇，汉末至三国时期曹魏重臣、书法家，钟繇与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合称“书中四贤”，又与王羲之并称“钟王”。还有“好与陶贞白，松窗写紫文。”陶弘景，南朝齐梁间道教思想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工草隶,尤擅长行书，师法钟繇、王羲之，《瘗鹤铭》传为其书作。

关于刘禹锡的书法传承，也是后人感兴趣研究的话题。唐人卢携《临池妙诀》称：“徐吏部传之皇甫阅。阅以柳宗元员外为入室，刘尚书禹锡为及门者，言柳公常未许为伍。”大意是说书法师承方面，张旭传徐浩，徐浩传皇甫阅，皇甫阅传柳宗元、刘禹锡，柳宗元传柳公权等人。张旭、徐浩、皇甫阅等三人均是唐代书法大师，如张旭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三绝”；而徐浩在当时是最高统治者认可的御用书家，自肃宗继位的公元756年始书名独步天下，等。刘禹锡与柳宗元确为同门，有刘禹锡《谢柳子厚寄叠石砚》作证：“常时同砚席，寄砚感离群。清越敲寒玉，参差叠碧云。烟岚餘斐亹，水墨两氛 氲.....。”柳子厚即柳宗元。刘禹锡与柳公权及其兄柳公绰皆有行谊，书法同轨。

刘禹锡虽然与大名鼎鼎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书法上是同门，遗憾的是，两人传世书法作品都寥寥无几。

图一 刘禹锡《乘广禅师碑》（民国拓本，部分）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图片引自2018年陕西师范大学读书节图书馆精品拓片展

刘禹锡唯一的传世书法是《唐乗广禅师碑》（全称《唐故袁州萍乡县杨岐山禅师广公碑》），碑文由刘禹锡撰并正书，刘申锡篆额，写于唐元和二年（807）5月27日，碑高2.8米，宽0.9米。碑文直书共25行，每行54个字。碑文记载了杨岐开山祖师乘广禅师的生平和功绩，原碑现在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杨岐山普通寺（原名广利禅寺，为杨岐佛教开山祖乘广禅师主持建造）。佛教杨岐宗 ,唐、宋时起源于江西萍乡杨岐山。该宗不仅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 ,而且传到了国外 ,特别是日本 ,在佛教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今天，这块由刘禹锡亲撰并书丹的乘广禅师碑文，是普通寺的镇寺之宝，由于其稀有性，称得上是中国文苑瑰宝、艺圃奇珍。在中国书法史上属于知名的碑志。

碑文内容如下：

唐故袁州萍乡县杨岐山禅师广公碑文

郎州司口口外口口正员刘禹锡撰并书

中山刘申锡篆额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节，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势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补其化，释王者之

位以迁其人......

禅师讳乘广，其生容州，姓张氏，七岁尚儒，以俎豆为戏；十三慕道，遵怀削之仪。至衡阳，

依天柱想公以启初地；至洛阳，依荷泽会公，以契真乘.......

（后略）

铭文大致内容如下：首先论及佛教昌明尊显，佛法宏博精深。再叙述乘广禅师的生卒、籍贯、经历， 重点写他结庐杨岐，传播佛法，感化乡民，扩建禅寺的经过，以及乘广去世之后其徒孙建塔纪念的情况。再是撰写此碑文的原因是应杨岐的弟子还源和尚的请求。最后是赞扬护法的官民，并说明为纪念这些官民的里籍名氏等另外列于碑阴。

《唐乗广禅师碑》写于元和二年五月。唐朝的元和二年即807年，其时，刘禹锡35岁，时任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一个闲散的官职）。刘禹锡是在805年由连州刺史贬为朗州司马的。萍乡杨岐山的乘广禅师圆寂后，他的大弟子甄波率徒建塔于禅室右端，门人还源跋涉数百公里（江西萍乡至湖南常德大约300余公里），请时任朗州司马刘禹锡撰书碑文。立碑于塔下。后来塔毁，碑移于寺中，并嵌于墙内，留传至今。

《唐乗广禅师碑》碑文1350字，楷书，书法丰润婉劲，宜省参子厚（柳宗元）楷书，盖与章草峭丽者或不尽同，风貌古朴，笔势洞精，行列峻整而不板滞，点画端庄而多变化。方圆迭用，向背分明。若秋空新月，似深潭游鳞。导源汉魏，镕铸晋隋及初唐，而又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那么，为什么杨岐山的僧人怎么会千里迢迢去到朗州请刘禹锡来写这个碑文或者说刘禹锡为什么愿意写这个碑文呢？

第一个原因肯定是因为刘禹锡的大诗人名气。（事迹广为人知，略）

第二个原因可能与刘禹锡“尊佛”有关。刘禹锡由于久遭贬谪，加上儒门工夫陵夷，无可解脱，故转向佛教，将之作为精神寄托与生活方式。刘禹锡与各地的禅僧甚至日本僧人均有广泛交往，有的交往还很深。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柳宗元《送元暠师序》曰：“元暠师居武陵（朗州，今湖南常德市），有年数矣，与刘（禹锡）游久且昵。”刘禹锡写过许多24首送僧诗，如《送僧元暠东游》《送僧元皓东游》 《赠日本僧智藏》等。

第三个是能够有一笔报酬收入。唐代文人都写稿挣钱，其中以写墓志铭、碑文稿酬最高。据载，唐代宪宗年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为《平淮西碑》撰写碑文，获酬五百匹绢权作润笔。按《中国物价史》第109页所记唐朝开元盛世时物价，500匹绢大致相当于7690斗米。又按左光明《中国度量衡考》第259页所记唐朝量器，买7690斗则需要199940元。也就是说，韩愈一篇文章就拿了近20万元稿费。据说在韩愈死后，作为好友的刘禹锡给他写祭文，曾赞之：“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现在虽然无法知道刘禹锡撰并书《唐乗广禅师碑》碑文收了多少报酬（润笔），但肯定不及韩愈（韩愈《平淮西碑》获如此高额的润笔费，应是特例了）。司马一职报酬微薄，刘禹锡是需要钱的。

另外，出土于洛阳龙门西山的《崔迢墓志》，全称《大唐故朝议郎试和州司马飞骑尉崔府君(迢)墓志铭并序》（图二），原署楚州刺史郭行馀撰，和州刺史刘禹锡书，这个署名刘禹锡书的墓志甫一出土，立即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随即展开真假的大论争。

图二 刘禹锡书丹《崔迢墓志》（伪）

真迹说。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认为：《崔迢墓志》是近年出土的重要墓志之一，不仅可以补充郭行馀的佚文，而且可以考察刘禹锡与郭行馀作为地方官吏兼文学家的交谊，更为珍贵的是留下了刘禹锡的书法珍品。并称：从《崔迢墓志》可以看出，刘禹锡书法的特点近于欧阳询和虞世南，在当时亦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原副所长张乃翥称：龙门石窟西山近年出土的《崔迢墓志》，志文楷书三十一行，行满三十二字，系中唐文学巨擘刘禹锡的书法，这无疑堪称中国文化史上弥足珍贵的发现。

伪品说。 马聪认为：《崔迢墓志》是伪志，理由是墓志文字、撰者题署与行文语气、志主与书者刘禹锡的关系、郭行馀任楚州刺史与墓志撰写的时间以及撰者官职结衔等方面所反应的情况看，可以确认，此方墓志的志文主体内容虽大致可信，但撰者、书者之信息当出于后人伪造，不可信从。 洛阳师范学院毛阳光认为：从该墓志书法而言，亦非唐人书风。

经过反复研究，目前，《崔迢墓志》系伪品已成定论。

刘禹锡不仅是书法家，也是书法评论家，其书评主要集中于《论书》、与柳宗元唱酬等等之中，，许多在今天看来仍有价值。譬如，刘禹锡为答柳宗《重赠》诗后而作《答后篇》：“昔日慵工记姓名，远劳辛苦写西京。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这是说刘禹锡认为书法有雅俗之分，书工只是为“记姓名”而学书法，属于实用主义，而书法应该强调艺术创作，应该以柳宗元这样的书法名家为榜样。

注：本文刊发于《重庆文史艺苑》2026年春季刊（总第1期）。

唐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有《四川美术史》三卷本（独著），曾获四川省第二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巴蜀文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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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蓉：《刘禹锡<竹枝词>与巴蜀风情》，《今古文创》2022年第4期。

李楚凝：《唐代诗人书法考略——兼论其“表意”倾向》，《文史杂志》2022年第2期。

蔡显良：《对唐代楷书笔法渊源与传承的再认识》，《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

https://www.meipian.cn/1p827y31。笔者遍查《乘广禅师碑》拓本图片，均无法找到更清晰的图片。2018年陕西师范大学读书节图书馆精品拓片展，展出包括《石门颂》《九成宫醴泉铭》等拓片36幅，其中就有《乘广禅师碑》拓本。本图就引自这个拓片展。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刘禹锡唯一书法作品研究目前尚不足。

肖一亭：《萍乡杨岐寺唐碑校勘记》，《江西历史文物》（今《南方文物》）1986年第1期；邹松林：《江西萍乡杨岐山唐碑校勘》，《南方文物》2012年第4期。

韩溥：《杨岐宗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江西社会科学》2000 年第4期。

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第215页。

李绍明：《杨岐山乘广禅师碑》，《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4期。

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第181页。

参见“2018年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精品拓片展”展品说明。

前揭李绍明：《杨岐山乘广禅师碑》。

崔海东：《刘禹锡的佛教观》，《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余美婷：《刘禹锡送僧诗佛教元素及作用分析》，《喜剧世界（中旬刊）》 2023年第4期。

傅绍磊：《韩愈《<平淮西碑>公案新探》，《史林》2023年第6期。

胡可先，魏娜：《唐代诗人事迹新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胡可先：《新出土刘禹锡书〈崔迢墓志〉考论》，《刘禹锡研究》（第一辑），2017年，暨南大学出版社，第274—277页。

张乃翥：《龙门近年出土的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文化遗迹》，《书法》2011年第12期

马聪：《唐刘禹锡书〈崔迢墓志〉》辨伪》， 《文献》2022年第1期。

毛阳光：《唐代墓志整理中的伪品与辨伪问题》，《光明日报》2022年9月26日史学版。

前揭马聪：《唐刘禹锡书〈崔迢墓志〉》辨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