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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林:历代中国画家笔下的成都

来源:中国美网 ·10537 浏览 ·2023-04-16 21:12:07

3000年来,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成都,有关文字的文献史料可谓浩如烟海,数不胜数。然而,从造型艺术的绘画来看,成都的各个历史时期,在所有中国画家的笔下,包括人物、山水、花鸟,又呈现出什么面貌?具有什么显著的特点?这历来是一个空白。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空白呢?目前国内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有各自的美术史,部分省市区还有绘画史,但这些美术史或绘画史均写的是各自区域的美术家或画家及其作品,而没有包括其他省市区画家所画的描绘某个区域的绘画作品。如笔者所著《四川美术史》就没有将外省市区画家描绘四川的作品列入其中。就成都来讲,目前,在文学艺术领域有许多诸如“历代中国作家笔下的成都”“历代中国诗人笔下的成都”等的著述,然而在绘画研究中,却几乎没有诸如“历代中国山水画家笔下的成都”“历代中国人物画家笔下的成都”这样的成果。显然,这与绘画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是不相匹配的,与绘画在各区域文化中的特殊影响也是不吻合的。无论如何,作为一门学科,画家(无论其籍贯)特别是中国知名的画家,他们用画笔对某个区域面貌的描绘,对这个区域的历史、文化等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传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成都为例,进行一些探索。

由于近现代绘画历史沉淀尚需时日,本文所录作品仅限清代(今清代)以前。另,由于宋代(包括宋代)之前纸质绘画作品罕见,本文介绍的绘画作品还包括针刻画、画像砖、画像石、漆(木板)画等绘画门类。


一、最早的花鸟画  金沙金王冠上的王者之气


先秦成都,同全国一样,成都的绘画作品非常罕见,除了1965年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战国早期宴乐渔猎攻战壶上的表现习射、采桑、宴乐、弋射、战斗等场面的这一镶嵌画之外,迄今为止,发现最多的是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和青铜器上的针刻画,它们分别是金王冠带上《鱼鸟图》、金鸟首鱼纹带的《鸟首鱼身图》(两幅)以及青铜带柄领璧形器上的《三鸟绕日图》,可以说它们是成都最早的的花鸟画作品,其中,以金王冠带上《鱼鸟图》最为引人注目。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金冠带《鱼鸟图》局部纹饰与线描图(摘自《天府藏珍》)

 

《鱼鸟图》,刻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厚度0.02厘米的金王冠带表面。由四组相同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鱼、一箭、一鸟和一圆形图案。一条鱼、一只鸟被利箭穿过,箭杆横穿鸟颈,箭头深深插在鱼头之中。每组之间又有圆日图像相衔接,线条流畅,寓意丰富。鸟皆为粗颈脖,羽冠长尾,腿爪前伸,双翅向上腾起,大眼炯炯有神,显得极其生动。鱼的体型较为肥硕,大头圆眼,嘴略下钩并有上翘的胡须,鱼身上鳞片和背腹部的长短鱼鳍以及卷曲的鱼尾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四组图案构成采用对称布局,表现手法简洁明快,图像奇异,寓意丰富,显示出制作者丰富的想像力和高超的刻画技巧,更向人们透露了古蜀时代的大量信息,堪称是古蜀“图语”中的绝唱。金带表面纹饰主要以錾刻的技艺完成,在局部纹饰中采用了刻划工艺。到目前为止,这种人鸟射鱼纹组合图案仅见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金杖和金沙金冠带上,集中体现了王者之气。

成都金沙遗址金王冠带是与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齐名的国宝级文物, 是金沙遗址金器中最重要的一件。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肩扛象牙人物》玉璋图案(摘自《四川通史.先秦卷》)


除了花鸟画,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有《肩扛象牙跪坐人物图》,刻于金沙遗址10号祭祀遗迹出土的玉璋两面。对称,两组图案相同。共四人。人像头戴高冠,高鼻、立眼、阔口、方耳、方颐,身着短袍,双膝着地,左手持握,肩扛一物。关于此图的寓意有各类推测,但大多数较为认可历史学家段渝的观点:《肩扛象牙跪坐人物图》是一幅写实之作,有可能刻画的是蜀王举行祭祀仪式时的跪祭形像,也有可能是蜀人肩扛象牙前行即搬运象牙的形象刻画。

那么这些针刻(部分錾刻)画的作者是些什么呢?经专家考证,他们应该是当时的奴隶,因为进入商、西周奴隶社会以后,从事美术专工的画工都是以奴隶的身份出现的。

二、最早的现实生活画  汉代砖石上的百科全书

自秦于公元前316年攻占巴蜀后,四川发生了划时代变化。至汉代,四川已被称为天府之国,“家有铜盐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华阳国志·蜀志》)加之文化方面“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汉书·循吏传》)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的中心,发展水平富裕程度更是处于前列,这些在近100年来成都出土的众多汉代画像砖石上的画像得到了充分体现,生产劳作、车马出行、建筑艺术、社会风俗、社会活动、神话传说,几乎无所不包,它们可以说是当时成都的百科全书。

本文仅以三幅最有代表性、艺术水平极高的画像砖、画像石作品为例进行介绍。


 

             成都市金牛区曾家包汉墓《盐井》画像砖拓片  成都博物院藏


《盐井》画像砖,1975年成都市金牛区土桥镇西侧曾家包墓出土,也称《煮盐图》、《制盐场》等,纵46.7厘米,横40.8厘米,现藏成都市博物馆。

《盐井》是四川画像砖最为独特的表现内容。巴蜀没有大的盐湖,也不近海,但是却以制盐闻名。画面的左下角一个高高的井架矗立着,井中有高架,架上安有辘轳,其上系着长长的绳索,架分两层,每层站2人,正用力向上拉着盛满盐水的桶并将盐水注入右侧盆中,然后经笕筒流入煮盐的缸里,然后放入盐锅内煮。右下角的灶上一字排开五口盐锅,有一人摇扇助火,灶堂里火焰熊熊,灶后有通气的烟囱。山麓上有二三人背负重物,是盐工在运送煮好的盐。盐井的上方是层峦重叠、树木茂密的森林,森林中有飞鸟、豹子、鹿獐,成群的飞鸟正在歌唱,猎豹下以迅猛的速度追逐着鹿獐,两个勇敢的猎人张弓远射。

《盐井》画像砖是四川汉代画像砖中的精品,中国秦汉绘画的代表作之一。收录于《中国书画鉴赏辞典》、《中国美术名作鉴赏辞典》等书籍。


 

                    成都市金牛区曾家包汉墓《弋射收获》画像砖拓片  成都博物院藏


《弋射收获》画像砖,纵48.2厘米,横39.8厘米,1975年四川成都金牛区西郊土桥镇西侧曾家包汉墓二号墓出土,一级文物,现藏于成都博物馆。

《弋射收获》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弋射图”,下层“收获图”,整个劳作的场景再现了汉代巴蜀大地收获季节的繁忙景象。《弋射收获》可以说是一幅山水画,树木、莲蓬、游鱼、水鸟……两棵树树干笔直,树枝如扇形般向左右伸展,树叶粗略地染了几笔,表现出了树的壮大和枝繁叶茂,与树下张弓欲射的两人相互映衬,水乳交融;在造型的比例上,鱼儿与人差不多大小,鱼的肥美显示出丰收的气氛。此图充分展示了当时成都农村丰收的景象。

收录于《你应该读懂的100幅中国名画》《中国美术名作鉴赏辞典》等书籍,是中国汉代艺术的代表作品之一。

除了《盐井》和《弋射收获》之外,成都金牛区曾家包墓还出土有其他画像砖,内容是:丸剑起舞、宴饮、宴饮起舞、凤阙、墓阙、馈赂、市井、庭院、六博、日月神、骑吹、小车、轺车等,这对于了解东汉晚期巴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是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成都羊子山汉墓《车马出行·宴乐图》画像石上“车马出行”拓片(部分)

 

车马出行宴舞百戏图》画像石,成都羊子山(成都北郊驷马桥附近)一号墓出土,现藏重庆市博物院,是早年国家文物局调拨到重庆的。

这是一组大型画像石,分为“宴舞百戏图”和“车马出行图”两个部分,由8块石头组合而成,全长1130.3厘米,宽45厘米,上有车12辆,人物117个,马56匹,犹如一幅长长的画卷。画像构图严谨,疏密有度,错落有致,动感强烈,反映了汉代官吏出行时的威仪和宴客时有乐舞百戏助兴的热闹场景,艺术手法形象生动、洗炼传神,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四川汉画像石的优秀代表作,汉代画像石中重要的的代表作之一,是国之瑰宝。

类似的画像石还有:出土于成都金牛区曾家包汉墓的《农作·养老图》画像石,以养老图极为珍贵。

中国画像砖艺术发展中集大成体现在四川画像砖上,中国多数的画像砖集中发现于农业和手工业极为发布的成都地区,以成都平原地区发现最丰,而又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新都、大邑、崇庆等16 个县市。而这一地区正是当时四川甚至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唐林:《四川美术史.上册》)    

三、最早的漆图    两汉木器上的贵族生活


除了画像砖石,反映西汉东汉成都生活场景的最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还有木器上的漆画。如果说画像砖石上的画只是通过模印而批量制作,那么漆画则更富艺术性,因为漆画是通过画笔而画的,一些甚至是毛笔绘制的,且数量上要少得多,因此也更加珍贵。遗憾的是,这些漆画在成都本土尚未发现,而是发现于遥远的朝鲜乐浪和安徽的马鞍山两地,它们是通过贸易或交换或缴获而去。之所以说它们是成都制作的,是因为漆器中的一部分上有“蜀郡(成都)造作牢”“蜀郡作牢”“蜀郡西工”的铭文。这批漆画大约有百余件,是中国发现的同一时代最精美的漆画作品,题材众多,但主要以描绘贵族生活为主,因此可以这它们是成都最早的描写贵族生活的漆画作品。


                   

蜀汉时期蜀郡佚名画家绘制的《贵族生活图》漆画   安徽马鞍山出土

 

1984年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东吴大将朱然墓的漆画《贵族生活图》,绘于一漆盘内底,描绘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宴宾图》《出游图》《驯鹰图》《对弈图》《梳妆图》等五小图。12人,分上、中、下3层。描绘贵族宴饮、出游、娱乐、梳妆情景,人物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郁。此漆画被誉为三国时期漆器彩画的代表作品。

漆盘现藏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博物馆,镇馆之宝,列入国家文物局《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的中国国宝之一。             

 

                蜀郡佚名画家(工匠)绘制的《宫闱宴乐图》漆画  安徽马鞍山出土

 

该墓还出土《宫闱宴乐图》,是朱然墓漆画的代表作。此图绘于一长方形漆案案面中间部分。漆案长82厘米,宽56.5厘米,是朱然墓出土漆器中最大的一件,画幅在漆画中要算巨幅了。主题图案为宫闱宴乐场面,绘有55个形象不同的人物,画面中间绘百戏图。整个《宫闱宴乐图》场面浩大,人物众多,气势磅礴,表情动作生动。如此宏大宫闱生活场面的漆画是战国以来是绝无仅有的,且图像中有帝王形象,这在同时期墓葬绘画中是不多见的。整个画面故事性强,整体构成一个故事。主题图案的四周,还用云气、禽兽、菱角蔓草等纹饰烘托映衬,使整个画面显得富丽壮观,气势恢弘,令人目不暇接。整个画面描绘的是皇帝宴请王侯及其夫人观赏百戏的场面。

其他描述贵族生活的漆画还有20世纪朝鲜乐浪郡出土的《观舞图》、漆绘人物彩箧等。


四、最早的写意画    隋唐两宋的舒适生活   


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社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入唐之后,除了少数战乱之外,成都整体是全国最安定的地区之一,也是唐王朝始终能够控制的一个地区,而五代两宋,除了南宋后期剧烈的抗金之战,成都地区是当时一个重要经济财政区域。“天下将有变,而蜀为最安处”(《宋史》之《石扬休传》) 隋唐两宋这一时期,舒适生活是成都的主基调。这个也在绘画中得到了体现。由于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绘画作品近乎于无,不过,仍然能够从当时或后世画家所绘的硕果仅存的两幅作品中略窥一斑。


 

(五代)黄筌(传)《芳淑春禽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幅是传为五代成都黄筌所绘的《芳淑春禽图》,绢本设色,册页,纵22.3厘米,横25.6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画的是一处水边春景。近处是绿草茵茵,野花朵朵的斜坡,草地上有两株古柳,柳条摇曳,婀娜多姿。柳叶深处有两个黄鹂翠鸣其间,水上一对野鸭自由戏水。画面远处是一线山岚,缥缈迷离,春意朦胧。……整个画面表现的春天的旖旎之美。正是“黄家富贵”艺术风格的体现。

黄筌(约903—965),五代成都人,四川成都本土最著名的绘画家。由于黄筌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均在蜀中,这幅画应该是他留下的描绘当时成都风光或者后蜀宫廷风景的作品,体现了五代后蜀时期成都美丽可爱的风光和安逸舒适的生活。一般认为,黄筌公认的唯一真迹仅《写生珍禽图》(100幅中国名画之一)一幅。不过,有一些专家认为《芳淑春禽图》也是黄筌的真迹之一,甚至有人认为此画充分体现出黄筌作为花鸟名家又兼擅山水,常在丘壑、意境和笔墨上进入较深层的境界,是远在《写生珍禽图》之上的精品。

四川大学韩刚教授撰写有《西蜀“画院”有无考辨》一文,对黄筌当时在后蜀宫廷的身份进行了深入研究。

 

(明)唐寅《王蜀宫伎图》  故宫博物院藏


另一幅画是著名的《王蜀宫伎图》(一名《王蜀宫妓图》,俗称《四美图》),绢本设色,纵124.7厘米,横63.6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画面四个歌舞宫女正在整妆待君王召唤侍奉。她们头戴金莲花冠,身着云霞彩饰的道衣,面施胭脂,体貌丰润中不失娟秀,情态端庄而又娇媚。

此画作者不是蜀人,而是江南苏州人唐寅。唐寅在绘画上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又称明四家。诗文上,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唐寅一生中从未来过成都,却根据文献传说绘出这幅图,说明五代蜀地宫廷的生远不止是舒适,而应该是奢侈了。

此画是张伯驹1937年春天购得,1956年,无偿捐献国家,该由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五、最早的名人画   元明清的社会乱像


由于战争、内乱等原因,成都在元明时期几近荒芜,“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来几已尽矣”(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清初成都则是“生民百万同时尽”,“四郊廓落农人稀”,(清代余榀《蜀都行》)成都是到了清中晚期才获得真正的发展。与社会一样,绘画也是一片衰败,整个元明清时期四川都没有一个称得上全国著名的绘画家及作品,不过仍然有几幅反映当时成都当时社会乱象的著名绘画作品,只是这些作品并非出自本土画家之手,而是完全由外地画家凭借想象所绘,其中,最著名者要数明代大画家陈洪绶的《杨升庵簪花图》和清代大画家石涛的《费氏先茔图》。


 

(明)陈洪绶《杨升庵簪花图》  故宫博物院藏

 

《杨升庵簪花图》,立轴,绢本,设色,纵143.5厘米,横61.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作品描绘明代四川唯一状元杨慎(号升庵)因“大礼议”被贬谪到滇南后,以胡粉涂面、发结簪花、请伎捧觞、招摇过市的怪诞行为,人物衣纹线描圆劲流畅,设色淡雅。背景中绘古树的枯桠虬枝,以此衬托出主人公桀骜不羁的个性。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于云南永昌并最后死于边地。他一生博学多闻,著作达400余种。《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第一”,著述之富,三百年内无与比者。

此图作者陈洪绶(1599—1652),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诸暨(今浙江诸暨)人,崇祯年间召入内廷供奉,明亡后,入云门寺为僧,后还俗,鬻画为生。陈洪绶一生中从没来过四川,两人也不相识,杨升庵去世40年后,他才出生。那么为什么他会画这样一幅画呢?结合陈洪绶生平及当代环境等,有人认为从图像中可知,陈洪绶在此画中寄托了他对青春的倾慕、对功名的失落、对政治的担心等。

《杨升庵簪花图》是著名画家陈洪绶优秀人物画作之一。

  

        (明末清初)石涛《费氏先茔图》  法国巴黎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费氏先茔图》(一名《繁川春远图》),清代名画之一,是“清初四僧”石涛(1641—约1718)为费密所绘的一幅图,作于1702年,纸本水墨设色,纵29.1厘米,横110厘米,现藏法国巴黎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人称此画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实误。也有人说石涛曾先后为费密绘两图,一是《繁川春远图》,一是《费氏先莹图》,更加错误,两图实际上是同一张图。

那么,石涛为什么愿意为费密画这样一幅图呢?费密与石涛,相识于扬州,两人年龄相差17岁,是石涛晚年定居扬州后交往较深的重要朋友之一。费密自30岁离开四川,直至病逝,始终未能重返故乡,所以他特别思念家乡新繁,因此请石涛画一幅《先茔图》,即费氏家族先人坟茔图,并约定由费密先画草图,再由石涛绘成画卷。不料,费密将草图刚绘好不久便因病不治而逝。三个月后,为了却父亲的遗愿,费密之子费锡璜(字滋衡)便携带先父绘好的草图去扬州拜会石涛。石涛睹图思友,不顾天寒地冷,呵搓着手,当即画下此图,并作题跋细说此画来由。康熙五十五年(1716),费锡璜曾携此图回新繁省墓。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博物馆还藏有费密一印,篆文“家住成都万里桥”。

《费氏先茔图》是一幅什么样的图哩?右边,卷首描绘的是新繁县的城墙与城内的建筑,隔着迂回的河流,可以看到城外茂密的树林由画面的右下到左上斜向布列,左边,隆起的费氏先人茔墓的青碑便掩映于其间。此画为想象式实景山水,结构紧密,层树交错,以湿润的笔墨与清雅的设色,描绘出葱郁华滋的景象。从此画不仅可见俩人感情之深,还可见石涛对费密学问、人品之敬重。

中国著名绘画大师石涛一生足迹从未踏上成都,当然更别说清代小城新繁了,但他以精湛的笔法,高度的概括,表达了游子怀念故土的情愫,构成了这幅出色的写意图画。中国画界历来有“入蜀方知画意浓”之说,从此例来看,笔者曾提出“不入蜀也知画意浓”(唐林《蜀道山水画  不入蜀也知画意浓》),应该也非虚妄。

 六、结   


综上所述,尽管在历代中国画家描绘成都的作品在一些朝代非常之少,如元代和明代,但是如果将这些描绘四川的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串连一起,呈现在人们面前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从商周晚期到清末约3000年的四川历史画卷。

那么,这些绘画作品怎么会产生如此魅力哩?这是因为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与文字一样,与文学诗歌一样,具有记载历史的功能。通过绘画作品,人们可以更生动、更具体地认识历史、再现历史,甚至回到活生生的历史中去,譬如著名的四川汉代石像砖,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让人们了解到东汉时期蜀郡(成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生活状况,还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服饰特点、社会风俗、人们的精神风貌,堪称一部形象的汉代社会百科全书。如同几年前进入中国文联、国家财政部、文化部共同主办“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四川(籍)画家的中国画《李冰与都江堰》(梁时民、李锛、张跃进)一样,描绘成都的绘画作品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存和收藏成都的历史。

由于本文涉及时间跨度长达3000年(以成都金沙遗址金王冠带上的《鱼鸟图》 等为始),绘画作品太多,加之篇幅限制,等等,故可能挂一漏万,恳请方家不吝指教,本文且当抛砖引玉。

注:本文刊发于成都《上风》杂志2022年第2期。

注:本文刊于《四川美术》2022年第3—4期。


 


唐林,美术史学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个人独著《四川美术史》三卷(共320万字),曾获《儿童文学》翻译奖、巴蜀文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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