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比尔·盖茨对病毒的判断那么准

半月谈记者 佘勇刚

在武汉参与抗疫报道后期，我偶尔去东湖散步，有时会突然听到“扑通”的声响。开始没理会，后来听多了，才意识到这是大鱼跳出水面的声音。

“海阔凭鱼跃。”这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鱼跃”，但可惜扭头看去时，水面上只剩下一圈圈涟漪。

于是我此后散步，总会长久注视水面。终于有一次，我看见一条大鱼，竖直冲向天空，头部、身体，接着是鱼尾，鱼鳞闪闪发光，一条鱼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完整展现在我面前。

我呆住了几秒。

想起曾对面碰到一位女士，听到她跟身旁人说：“人少了，鱼儿有多开心!”

记得小时候，我曾好奇地问家人银河在哪儿，他们只能指一个大概位置。多年以后，我到西北旅行，在敦煌附近的戈壁，看见漫天星斗间，一道光带璀璨，我一下子知道了这就是银河。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或者人类历史上其他多种传染病，某种程度上都是人与自然矛盾积累后的暴发。正如讲述埃博拉的《血疫》一书所说，“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

疫情期间，成为我和自然走近的契机，我不禁思索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对立之深。在新华社湖北分社院里，我抬头看树，发现两棵树的树冠之间有一条像河流一样弯弯曲曲的间隙。几天后，我才偶然得知这种现象叫树冠羞避(crown coyness)，一些树种的树冠互不遮挡，形成沟状开口。

意外的是，一方面树冠羞避现象正式被记录，可能是上个世纪的事，另一方面对于树冠羞避的发生机制，至今仍聚讼不休。

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远，导致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如此之少。比如，对于微生物、对于病毒，我们的认知就少得可怜。在武汉采访期间，曾有医务人员说：“专家们在新冠病毒面前是小学生。”一名参与疫情防控的官员听说这句话后补充道：“我看大家都连小学生也不如。”由于深感自己无知，我现买了一本关于病毒的科普书籍《病毒星球》。同事翻看后惊讶地说：“原来对这些病毒暴发研究的时间都这么近。”

而自然科学研究和群众的认知，还隔着阅读和书写。曾有同学问我，为什么比尔·盖茨对病毒的判断那么准。我跟他说，这不是比尔·盖茨一个人的判断，是整个知识界的判断。举例说，回到北京家中，我发现自己有两本之前买了还没打开的译作，一本是《共病时代》，讲述动物疾病和人类健康的关系，另一本的标题预言般骇人，叫《逼近的瘟疫》。

为了弥合人与自然的裂痕，点燃对自然的兴趣和热爱至关重要。西方有过一个博物学时代，达尔文、阿尔弗雷德·华莱士等人曾细密研究物种演变。博物学时代的投影延续至今。在读《血疫》一书时，我被作者笔下非洲丰富的物群震撼：埃尔贡雨林有交织成网、通体瘤节的非洲橄榄树，成群的非洲橄榄鸽飞出树丛;大象为了获取矿物质，会用长牙凿开岩石……

现代生活中，由于城市和物质生活遽然扩张，很多人对自然的感受和认知极为匮乏。有人还没先认识自然，就已经开始改造自然。也有不少人仍停留在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没有认识到绿水青山本来就是金山银山。

可喜的是，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人们对自然的兴趣迅速生长。在我身边，已经有越来越多朋友加入观察和研究物群的队伍。

隔离结束后，我回到家乡扬州。基于对自然重新焕发的好奇，我一次次走入伴随我长大的田野，仔细审视我小时候曾关注过的野花野草。最肤浅的研究已经足够产生惊奇的发现，我最习见的小蓬草、一年蓬，居然都曾从北美漂洋过海而来，它们早就活在全球化的世界里。

隔离期间，我读了“食物探险者”戴维·费尔柴尔德的故事，他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恰可作为结尾：“只见过温带生物等同于生活在世界边缘……依我看，不努力节省开支，以便以某种方式去看看热带地区的人，无异于永远也攒不下足够的钱，以便能去看场马戏的男孩。他们从未非常渴望去看，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