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怀陈迹，坐咏春风

文/侯开嘉

侯开嘉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望着身旁流去的滔滔江水，感慨年华飞度，老之将至，不禁自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今我也到了孔子感叹逝川的年纪，回首往事，恍如昨日。

侯开嘉作品

我从17岁那年开始学习书法，原因是字写得太差，老是被母亲批评是“鬼画桃符”，因而决心要把字写好，赶上班里写字最好的同学。此时我幸运地遇到了高步天和银际霖两位好老师，他们是家乡的宿儒。见到居然有年轻人愿意主动学习书法，因而就乐于传授。数年间，我们经常在一起，师徒之间，情同父子，一直到文革，二位老师遭遇不幸，先后去世。是他们把我带进了书法的殿堂，我在里领略到博大精深，发现了美，于是迷上了书法。虽然后来经历了下乡务农、回城务工，生活上的风风雨雨，却丝毫未影响我对书法的迷恋和追求。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虽年逾古稀，仍是痴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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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书法一开始便是实践与理论并重，艺舟双楫，荡漾前行。习字的历程是从颜字楷书入手，后而行书，进而草书。草书曾令我心醉，但线条质量不佳，因之进而篆隶，直到篆刻，打通了书法的关钮。那时有关书法理论的书极少，凡是能找到的我都设法找来反复阅读，印象深刻的书有沈尹默的《二王书法管窥》、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郑诵先的《中国书法源流浅说》、邓散木的《书法必读》（即《续书谱》）等。我34岁开始写书法研究的文章，那是在1979年，当我看到浙美招收书法研究生的简章时，怦然心动，我热爱多年的书法艺术终于有深造的机会了。它所要求考试的科目我还是有一定的把握，因为我在农村时就自修完了大学本科文科的课程。心动变为行动，在考研复习的过程中，我想，既然要考书法研究生，就必须要写书法研究的文章，于是就试着写了《谈书法艺术的形象思维》的短文，写完后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我能行，继而又写了《笔法浅议》《书法创新的年龄规律》两篇文章。考研的消息很快传来，我初试被淘汰了。但我并没有太多的失望，因为我在准备考研的过程中，学会了写文章。而这两篇文章后来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1981年中国书协在绍兴召开了“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书学研究大会，我的文章《书法创新的年龄规律》有幸入选，我与沙孟海、黄绮、陈方既、陈振濂四位先生列为大会宣讲论文的重点作者。消息报导后，四川有关领导极为重视，几经努力，破格把我调到宜宾书画院从事书法专业工作。那时，爱好与职业一致十分不容易，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我另一篇《笔法浅议》的文章，最初刊登在《书法研究》上，刚一发表，书坛就出现了争议。1984年，编辑把标题改为《“用笔千古不易”吗？》在《书法》杂志上发表，这一下，便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三十多年来，争论之声仍余音袅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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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治学的方法是偶然得到的。七十年代初，我在川南当知青，从乡镇小学的废纸堆里拾到了一本胡适著的《白话文学史》上卷，是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的旧版书。在这之前，胡适的书我从未读过，但批判胡适的文章倒看过几篇，印象深刻的是批判他的一个著名观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我读完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后，明白了原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不是唯心主义，而是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它与后来我读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倡“善疑，求真，创获”的清学研究之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于是我捡起了先辈们相传的薪火，他们的治学方法，也就成了日后我研究中国书法史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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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法实践是受了研究清代碑学的影响。碑学是在传统帖学之外，另辟蹊径的，于是我便选择了篆隶这条道路蹒跚跋涉，无论是周商金文或秦汉碑刻，从断壁颓垣，到破砖残瓦，从巨大的秦汉陵阙，到些小的晋魏遗书，哪怕是片楮只字，哪怕是点划模糊，我从中能看到刚健宽博，看到古朴厚重，看到奇异恣肆，看到挺劲沉雄，看到崇高，看到壮美，看到我创作的方向。在现代书家中，我特别服膺于右任、陆维钊、林散之三位先贤，于是尾随着他们足迹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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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碑学的研究从上世纪中期就基本终止了，当八十年代书法热兴起时，我便把碑学作为研究的重点，前后写了《清代碑学的成因及碑帖论战的辨析》《碑学论辩三题》《西学东渐与清代碑学兴起的思辨》《邓石如的启示》《张之洞与清代碑学的传播》《以学术激活艺术——乾嘉学派与清代碑学》等一系列碑学研究文章，发人所未发。其中，我认为清代碑学能取得成功，探索和创造新笔法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特别是篆隶书，能超越千载，改变了前人以楷书笔法写篆隶，徒具形式的旧习。先驱者邓石如创造出“悬腕双钩，管随指转”的新笔法，其影响甚巨，如刘墉、何绍基、吴熙载、赵之谦、张裕钊、李瑞清、沈曾植、康有为等都深受其影响。直至现代，柳诒徵、马叙伦、王蘧常、林散之、萧娴等，均对“管随指转”的运笔法有不同程度的继承。新笔法对碑学所形成的新的审美观——“金石气”，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记得美学家韩玉涛先生说过一段很有见地话，他认为：“在张芝以后，我们的书法史上有三种美的形态：一曰晋，二曰唐，三曰碑学，那价值是不同的。”进一步阐述，即魏晋时表现出丰神萧朗、姿致飘逸的美；唐代表现出端严丰厚、雄秀茂密的美；清代碑学则表现出奇拙雄深、苍古质朴的美。清代碑学能取得与晋唐比肩的美学价值，创造出一种新形态的艺术美，其成就真不容小觑！更甚者，在碑学倡导下，中国一切古代实用性文字，无论是已出土的和以后出土的，都能够转换为观赏性书法，这样极大地扩展了创作的领域，如同江河汇入大海，形成了中国书法波澜壮阔、超越前代的新格局。有次我在图书馆内，翻到台湾廖新田著的《清代碑学书法研究》一书，他在序言中，把我对清代碑学的新评价，作为此书的宗旨。我的学术研究，能受到外界同行的关注和认可，内心还是感到几分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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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除了重点研究清代碑学而外，其关注的视角也涉及到书法史的各个时期。写书法史论时，我常常以应具备“新”“争”“深”三个要素来要求自己。所谓“新”，就是要有新发现、提出新观点、应用新材料、利用新的学术成果。所谓“争”和“深”，即是不回避与原有的观点正面冲突和辩争。文章不能浅尝辄止，必须有相当的学术深度。我坚持这三要素的目的，是尽可能还原真实的历史。在九十年代，曾有学者认为古代书法的表现是“卷”和“轴”，甚至有人认为在晚明时期，中国书法才真正进入独立艺术阶段，于是我写出了《题壁书法兴废史》一文，指出在晋唐时期，题壁书法即是书法家们重要的表现形式，到了宋朝，大幅纸张出现以后才被逐渐取代。此文一出，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于是，在以后编写的书法史中，都要涉及到题壁书法了。另外，对远古书法史上一些扑朔迷离的历史，我也花了大量精力进行深入研究，如《俗书与官书的双线发展规律》《隶草派生今草章草说》《竹简的发明及对汉字文化的重大影响》等文，其中前文被一些高校指定为硕士生、博士生必读文章，后两者被收入《新华文摘》《北大讲座》。在书法史研究中，还有些被遗忘的角落，如“破体”书法问题，为此，我对它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写出《论破体书法的缘起和发展》一文，希望能为今后重编《中国书法史》起到补充作用。至于书法史研究中的热门，我也不回避，只要我有新发现、新观点，我也要挖下去，坚信挖到深处，也能冒出“水”来。如颜体书法问题，我把它放在唐代文化受到西域文明影响的大环境中去研究，从审美及习俗的转变，到坐具、坐姿、笔法的变化，以及个人的经历和北碑结体、笔法与颜体书法的比较等诸方面，层层剥箨，鞭辟近里，使人们对颜真卿书法有更加明晰的深入了解，于是我写出《西域文明东播与颜真卿书法创新》一文，也得到了同行的肯首。又如对吴昌硕与齐白石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上千篇文章发表，可谓热门中的热门。当我花了大半年时间写出《齐白石与吴昌硕恩怨史迹考辩》一文，立即引起书画界的关注，被多处刊物媒体转载、摘登，有署我名的，也有不署我名的，还有被改头换面来剽窃的，着实火了一把。有相关杂志主编对我说：“不少研究齐白石、吴昌硕的专著，还不及你这篇文章。”北京画院齐白石国际研究中心，也热情邀请我去作专题讲座，雅昌艺术网同时进行了全程转播。去年完稿的《元代书法生态新论》更是与当下对元代书法史主流研究着眼不同，文中揭示了元代畸形的文化生态和文人名节的困境与复古等诸多问题，力求反映出元代书法史的完整梗概。我从事书法史论的研究近40年，从未中断。我写文章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做课题，纯粹是因为热爱，因为喜欢。这不仅是为了探索书法史的真实，更是为了摸清书法艺术发展的脉络，找寻它的规律，为今后书法艺术发展提供借鉴。而今我已到晚年，遂把所写的主要文章编汇成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本为《中国书法史新论》（2009年出版），一本为《书法史求真录》（2017年出版），总共有二十多篇文章，与我那些同时出道而著作等身的朋友相比，显得十分寒碜。但毕竟这是我一生心血所凝，其中有我反复的思虑，有我辛劳的汗水，亦有我豁然开朗的欢欣。唉，敝帚自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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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书法创作，我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过。在八九十年代时，也曾热衷于参展，也获过奖。1988年在湖南电视台举办“龙年国际书法电视大赛”中获得了金奖，1992年在“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展”获得了全国奖，参加过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日中代表书法家展”等，但在热闹喧腾之后，逐渐对书法江湖产生了厌倦。我认为从事书法艺术不应该如此，书法创作是寂寞之道，是个体劳动，是我，而不是我们。1997年我选择了去四川大学任教，高校的环境与繁华喧嚣的书坛相比，倒不失为一方清静之地。整天面对的是涉世未深、努力勤奋的莘莘学子。课堂之外，我写写文章、写写字，这个环境蛮适宜思考和探索艺术问题的。2014年，在天津人美出版了我的一本印刷精美的作品集，选的全是我进入高校后所创作的作品，对我而言，是本具有总结性的集子。熟悉我的朋友会发现，其中有我多方探索的足迹。在整理作品过程中，我也清楚地看到了近作与昔作之间的差距，联想到书坛“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宿命现象，让我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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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高兴有人喜欢我的作品，但不希望人人都喜欢我的作品。

我的作品不求成熟，也不求完美；不求前后一致，也不求从一而终，只求其中有我的个性，有我的审美追求。“守骏莫如跛”，是我的座右铭。

我沉迷于书法半个世纪，它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人问我目标为何？我的艺术理想既不是成为太阳，也不是成为月亮，而只是想成为一颗星星，在灿烂的银汉中互不排挤，彼此亲密，用光圈显示出自己的独立。

回眸我的艺术生涯，倍感幸运和幸福。与父辈们相比，我真的

十分幸运，因为在弱冠之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找到了为之奋斗的目标，哪怕再苦再累，自己也是心甘情愿。这个幸福感是一般年轻人不能领会的。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也关心人们如何对我评价，知道这是杞人忧天，谁也不能左右。只要我能有书和作品存世，不必看重当今的评论，而后世的批评才是关键。毕竟时间才是最公正、最严厉的审判官，就把这一切交与如斯的岁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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