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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选择》连载十四: 思考:关于概括的概括

作者:陈雨光 陈旭 来源:中国美网 ·1082 浏览 ·2019-07-08 11:07:51

 以上,讨论了中国画的历史性设问、近代形态的定义和现代形态的过渡。目的是想说明一个背景:我们今天所指的中国画已是“古典+拿来”、“古典十民歌”,这是传统,是迈向现代的基点,是逻辑的起点和历史的起点,由于五四以来,特别是新中国以来,中国画的演绎以前无古人的方式进行。因此其所涉的方面之多、内容之深,绝非较短的分析可以概括。限于论域,我们在开篇时就明确,只能用概括的概括来引生读者的共思。

   那么文章至此,是否这一概括的概括就完结了呢?我们说还没有,在此需要给出进一步的思考,这就是:中国画的近代转型说明了什么?本书认为,说明了三点:

   第一、从认信上说,转型是由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

   在古典形态的背景分析时,审视的第一点,便是以“大国”为“天下”的地理认知,并指出了三个特征。也许当时的阅读并未体会这一背景的深刻。本书现在指出,这一点是决定中国画近代取向的关键,可以说,正是发端于这样的背景,中国画的近代取向,与其说是艺术取向,不如说是政治取向。中国面的近代之风实质上是中国社会的政治之风,是政治造就了中国画的近代形态,而不是其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因在于,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独立、国家自强的民主意识,第一次成为国人的基本意识。在此之前,尽管皇权更替,且有元、清等少数民族的政治统治,但国人并没有感到国家的变异。文化作为流源,一直成为国人的向心力。

   在国人眼中,只有华夷之别,而无文化之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文化,既上尊东夷的舜帝、西夷的文王,也同样承认成吉思汗和康熙大帝是民族的大英雄、大丈夫,这种以国家为“天下”的大民族意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优越意识,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直至1894-1895年的甲午海战,中华帝国竞输给了“东夷”日本,才真正让国人认识到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才把认信的取向由“改朝换代——走向共和”,在这一认信的大变革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了取代国民党、团结全民族、实现民族独立与统一、建立民主国家的历史使命,此时民族意志、国家意志、政党意志、领袖意志,交汇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意志,并决定着中国画的历史取向。我们说,以百年为历程的近代取向,一变沿袭了数千年的文士精神取向,它以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为认信,实现了中国画近代形态的转型,具有独特致因的,离开了这一背景谈中国画,就会偏离基准的立论点。

 第二、从内容上说,转型是由文章寄性论向国家工具论的转变国家与革命,一旦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认信,中国画的演绎便有了质的不同。

 表层看,抒情的笔墨意趣渐呈淡出,唱颂的红色经典一成正统。深层看,是文士寄性论向国家工具论的转变。在文化主义的认信阶段,文士情趣与权力意志的关系问题,虽然一直成为古典形态的基本问题,但士者与皇权的关系,是一种文化依附关系。皇权需要土者的济世精神,土者的精神亦成为皇权的象征话语,这是一种以笔墨浸入方式而演绎的精神。因此儒家学说与皇权意志,在政治格致上一体,在性情范畴上互立。土者精神,笔墨志趣总的来讲是在土者人格坚持的背景上相时独立的演化。关于这一点,已在“政教合一说”中展开。在此只想进一步指出:当国家意志取代皇权意志、二为方针指向知识精神后,艺术作为国家工具的观念,艺术作为最重要批判武器的观念,便成了正统。此时笔墨的济世功能演化为批判的武器功能,艺术不仅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组织工具,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工具。艺术第一次从性情范畴中分离出来,单纯为可供观照的模板,从而在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次把权力意识与知识意识统一到国家政权意志的高度。就这一背景讲,中国画的近代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集民族的智慧、“拿来”的政策、东化的气瑰、国家的力量、知识分子的自省、全民的运动而确立的。一方面,它造就了新中国的笔墨,造就了红色经典;另方面,它造就了全新的民族气派,造就了全新的文化意识;同时,它还造就了全新的“艺术创作/艺术教育”模式。可以说这是一个集体识、集体艺术、集体创作、集体教育的时代。



 

美的选择,连载十四

张蜀南《无题》44×63cm

  第三,从形式上说,转型是由古典信号向外强信号的转变 内容上的人民民主,在形式上表现为民族英雄主义。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必须有一个前无古人的唱颂,扬眉吐气的人民形象,革命、建设、拼搏、开创的新生图式,都为唱颂性搭建了全新的舞台,剩下的,就是如何表演了。“拿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的,若我们回思发端于五四的拿来,会发现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拿来的激情何以超越古典的坚持?从信息论的角度看,这是由于古典信号弱化、外来信号强势。一部五四后的中国文化演化史,基本上是一部强势信号的侵入史(文化帝国主义),中国画的近代形态,若同中国文化的近代形态,明显存在着一个“灌输”和“消化”的过程,这就是人们惯于称之的主义引入与实际结合的中国特色过程.但这实在让人感到是一个反认识论的过程。因为不管五四情结中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真理、正义”的法兰西式的普遍价值,还是十月革命炮响送来的国家与革命的普遍真理,都以永恒的方式向异族地域进行灌输。而认识论是否揭示:世间确有普遍的永恒价值,确有普遍真理与特殊理解的终极统一?我从小就喜爱哲学,但至今对此没有感悟。我感悟的只是毛泽东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一般文化”可能水远也不能成为“我的文化”。正是从这一意义讲,中国画的近代转型,是以古真信号弱化、强势信号异化为背景的实践。它更多地是用“拿来”的手法绘制民族的精神。正因为如此,舞台上的英雄形象得以确立,民族性的本土学说未能树立,人们在观看时,难免不问:这是中国画吗!

   与此同时,又一值得思考的是,强势信号的侵入方式,为何能在具有强大消化力的古老国度发生作用。除了国家意志,民族自信的弱化可能是重要原因。自古以来的汉文化优越意识,难道就这样消失!中国画难道就不能在中国学说的基础上再一次展吐中国气派!



 

美的选择,连载十四

罗其鑫《剑门路》68×138cm


          作者:陈雨光 陈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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