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美网
扫码关注 中国美网 有礼相送

《美的选择》连载九 红色经典——二为方针与大众美术

作者:陈雨光 陈旭 来源:中国美网 ·1361 浏览 ·2019-06-30 09:36:06

  十月革命的一身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情结,开启了中国人的眼界,并用“拿来主义”实践自身的启蒙。红色革命则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美术框架。它是中国美术史中最有意义的大变革。它一方面完成了古典型态向近代型态的转变,标志了新中国美术的诞生,使之发挥了从未有过的功效;另方面它把“大一统”推到了极致,使之跌入了从未有过的深渊。

  概括地说,红色革命对中国美术造成了以下影响:

  一、以二为服务为方针,以大众运动为主线

  红色革命的最大背景是血与火。鲜红的色彩,凝聚了中国人的认知,其集大成

  ——毛泽东思想,成功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有机结合,并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其核心就是走向共和,在党的领导下为全面塑造全新的国家文化而奋斗。这一质变,从文化史的角度讲,足以与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大集成相并提,是中国思想发展进程中最为深刻的里程碑。

  基础之变,必引起诸方之变。对美术而言,最显著的就是把济世功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观照模板的演绎,化变为“红色经典——红色样板”的历程。要



  红色经典,大众美术

刘正成《周恩来.春日偶成》139×30cm


  真正认清这一历史,须先究其流源。

 历史地看,红色经典发端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未,终结于七十年代末,1937年的七七事变,掀起了民族解放战争运动,出于抗战需要,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毛泽东任院长。其宗旨是以艺术为武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故人:原则是紧密联系时代,一切从实际出发。1942年5月2日,针对文艺领域中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先后在开、闭幕会上发表了讲话,经整理,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捍卫和发展;标志着五四以来文艺思想的集成;标志着中国文艺的思想轨迹由“传统士者精神—五四知识分子精神—《讲话)精神”的运致。概括地说,《讲话)精神为我们制定了这样一个(至今仍为主流信号的)认信:

方针——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

路线——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路线,它指明了新的文艺方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选择。

立场——到工农兵中去,改造自己、改造艺术、改造世界观。

方式——以大众的思想去思想,以大众的感觉去感觉,以大众的眼睛去观察,以大众的运动为实践。

《讲话》问世后的第一效果,便是掀起了走出窑洞深入实际的下乡运动,创作也紧密围绕战争、生产、解放这一时代的主题。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文艺不仅迸发了热情,也发生了质变:它由书斋而入战火,由己思而至广思,它实在地成为感召的武器、批判的武器、应该说,这一由士者文化。文者文化、到军事文化、大众文化的历史转型,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毛泽东。作为民族的大英雄,他以其特有的大手笔、大气度为中国的民族文艺指点了江山。

二、以中国作风为构架,以劳动人民为主体

若进一步揭示《讲话》的背景,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图像:战争文化的聚焦点是国家命运、民族命运、个人命运。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对这三大命运的解义,传统方式显得十分乏力;封建的天理人性、资本主义的自然人性与三大命运格格不入:五四知识分子的求知也无法体验三大命运的社会本真。旧的文化规范冲突于新的文化形势,传统的文人笔墨与轰轰烈烈的革命极不协调;特别是劳动人民承担了


 

 红色经典,大众美术

徐匡《啊!罗马尼亚》 

  最主要的民族解放任务,在饥寒交迫中发出最后的吼声,千百年被压抑的人性呈相出自我牺牲的“美的极致”,劳动者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要求不能不进入知识分子所关注的视野,他们必须改变以往的行为和认识。五四以来因启蒙与救亡而致生的思想大裂变,强烈要求“由观念变迁、全盘西化,到改变作风,创立模式”。

 毛泽东从必须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一背景出发,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构建中国艺术的实践一创立能够体现中国作风的艺术。

 这一实践经历了三大阶段:1938-1949年为认识的方法论构建:1949-1966年为意识形态上的组织构建;1966-1976年为红色样板构建。

 在第一阶段,从构建战争文化的全新系统出发、主要用《实践论》、《矛盾论》统一人们的认识,明确什么是作为批判的武器;以及运用批判武器时所应坚持的方针、路线、立场、方法;出发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关键点是艺术是存在的反映,人的社会存在是最基本的存在;着眼点是实践是认识的根源、目的和归宿,是本体,是实践而不是我思规定了人的本质。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关于“实践”、“自然的人化”、“人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等思想,用于战争文化艺术观认识体系的构建,成功实现了中国美术史上的认识飞跃。

 如果说“着眼实践”是毛泽东关于中国作风的大手笔,与之同出的又一“文字”便是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从着眼实践出发,会深入到“着眼劳动”这一大命题。在革命者眼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艺术的主人”,特别是民族解放任务的承担者。这样,毛泽东用他的大智慧,把对实践中主要矛盾的关注,引申到对三大命运的关注,再引申到对命运的主体-劳动人民的关注,从而根本改变了士者人伦体验主体意识、知识分子我思理见主体意识的格局,开创了以劳动者的革命性、创造性为主体意识的大众文化格局。这一史无前例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它彻底互换了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的传统角位:前者不再是被启蒙的对象,后者不再是行教化的主体,反而成了服务的对象;大众广识的民间文化形态成为艺术的源泉,后者必须到前者的中间去,汲取营养并为之服务、金字塔式的社会文化结构被颠倒了过来。显然这与人民战争的历史格局是紧密相连、互生运化的。

   在第二阶段,战争文化融入建设文化,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新与旧的碰撞。与血与火的碰撞不同,在这个碰撞中,主要矛盾为:旧的秩序规则与新的内容形式不协调,十月革命的老大哥模式与中国的主体行为不协调,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与无产阶级的胸怀不协调。这三大不协调,实质上源于五四以来东渐西学与民族本土的不协调。这时用以批判的武器主要已经不是打击敌人的武器,而是用以改造世界观的武器:批判的视线也主要移于人民内部。

   作为民族大思想家的毛泽东,用他宏大的气魄,再挥酒了“中国气派”的大手笔,继两为方针后,又相继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双用原则,“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双革主义,如果说两为、双中、双百、双用、双革是作为文艺的意识形态的秩序规则建构,那么,以美育为宗旨,以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中国国民教育为体系的建构,则是意识形态的组织实践。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意了两点:一是学习意识,二是民族意识。

   对于前者,主要是引入、灌输后的消化,即东渐西学的“东化”。目标显然是不停留在单纯的“拿来”上。鉴于“西方”阵营的敌视,想看而无法看,因此看的主要参照便定在了“东方”阵营,特别是苏联美学体系上。1953-1956年间,先后派出24名重要艺术家到列宾美术学院学习。1955年马克西莫夫到中央美院办训练班,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同年7月,文化部召开了美院素描教学会议,认定契斯恰科夫妻素描教学法为独一无二的教学方法。此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五四期间留学西方的诸位学子,缘于意识形态的划分,在新中国美育的组织建构上,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反倒后来的红色系统成为灌输的主导。对中国画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素描体系的确立和巡回画派风格的体验。由于巡回面派重点强调革命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努力地表现新与旧的冲突,上与下的矛盾,认定人民是伟大的,是社会的主人,艺术只有一种方式-为生活而艺术,决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因此它对“双革”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客观地说,对东方阵营美术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不仅书写了新中国美术的重要一页,亦培养了新中国美术的骨干人才。

   对于民族意识,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五四以来的文艺,知识分子气太浓,民族风格不鲜明:全盘苏化肯定也不可取。为此,他指出的具体道路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形式应是民歌的,并借鉴古典的手法;内容则应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虽然毛泽东就诗而谈,但这一建构“中国气派”的思想,无疑成为整个文艺创作的指导。

    在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双中取向指导下,这一时期的中国美术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创造力的美术实践,一大批反映时代、反映生活、反映现实、反映人民的优秀作品得以问性,构建了中国美术发展史的一座新的丰碑。特别是围绕“劳动者”的主题性创作,更是至今无法超越的里程碑。值得关注的实践为:

    发端于1950年,特别是1953年的以写生素描为方式的新国画运动;发端于1950年,特别是1958年的以毛泽东诗词为背景的诗化创作运动;以歌颂领袖、英雄


 红色经典,大众美术

岑学恭《乌霞晴云图》109×58cm

 为形式的颂咏式创作运动;加之三次全国美展的举办,数次国画等单科全国展的举办,中国画坛呈相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丰富多彩。

继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林风眠之后,相继一些人的作品引起了世人极大的关注。如李可染的《乐山大佛》,付抱石、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潘絜兹的《石窟艺术的创造者》,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石鲁的《转战陕北》,李琦的《毛主席走遍全国》,黄胄的《载歌行》,叶浅予的《夏河装》,钱松嵒的(延安),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岑学恭的《木筏》,程十发的《歌唱祖国的春天》,刘文西的《祖孙四代》,卢沉的《机车大夫》。

在第三阶段,建设文化融入思想斗争文化,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与私的碰撞。

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人的政治属性已成为意识主体。政治色彩的单一化,使自然的人成为政治的人,而作为政治路线实践者的人,必须在立场、观点、方法上与资产评阶级进行彻底的决裂,在世界观上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改造。为了这一改造运动有一个观照的模板,红色美术实践被推演为红色样板实践。

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光辉样板》的文章,红色样板被首次提了出来。以京剧为集中艺术体现的样板,自此便作为文艺发

域的实践参照。显然,中国画的创造也离不开样板模式。那么,这一样板模式又是

怎样的呢?概括地说有以下六点:

1)人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旧形式可改造为新形式。改造手法就是进行极大化的政治抒情、用唱颂的方式实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

2)表现形式舞台化,舞台形象角色化,角色又简化为工、农、兵形象。

3)题材为中国历史分期勾勒,每个时期都概括为一个典型抽象。

4)在表现手法上,以“三突出”为原则,塑造“高、大、全”,“红,光、亮”式的英雄。

5)三结合创作方法: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画家出技巧(思与术分离)。

6)在表现形式上,依据二为要求,民间传统被不断地改造利用,洋为中用亦成为重要的借鉴,如用政治抒情表现“一道一魔”的正邪两立式的民间喜闻乐道;

“一女三男”式的民间角色模型;宗教牧歌式的西洋唱颂手法;“偶像、光荣历史、幸福生活”的题材,都被集成于秩序组合。

红色样板的问世,文化革命的疯狂,使中国美术步入了摧残与深渊。

三、以红色样板为工具,以大众美术为运动

红色样板问世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何未成就中国学说(中国画美学体系)?或者说,有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画,为何没能完成自身的科学理论体系构建?

红色样板的取向实践告知我们,它在根本上排斥作为艺术范畴的独立思想体系建构,它的发展,除了美术的大众化运动外、便是用自己的手打碎了自己组建的美育框架。

看起来这是不可思议的行为,其实有着深刻的致因。

从根源上说,就是大一统模式的艺术工具论。

若再体味大一统说的家国合一、政教合一,我们会发现,红色样板的推出,根底于意识形态的一统化要求,红色样板的近代一统化,具有这样一个行为轨迹:

战争文化-与自然斗争的文化-与思想斗争的文化

实践意识-改造意识-政权意识

作为关注国家命运的人-作为服务于两为的人-作为符合政治需要的人

救亡高于启蒙-革命高于建设-世观高于价值观

“我们”的我—— “人民”的人—— “万众一心”的心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武器-与自然进行斗争的武器-与自私进行斗争的武器

红色样板的实践模式,是一个艺术工具论的政治附属模式,它的演绎,一方面把大一统推向极致,艺术阶极化、政治化;另方面把大众美术推向极放,不是艺术化大众,而是大众化艺术,显然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运行。

可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之所以出不了中国学说,根源就在于一大统政治工具论的运行模式,这一模式排斥艺术作为一门独立思想学说的产生条件:

——是排斥权力与知识的分离,知识是政权意志的体见。必须服从于政治。

——是排斥哲学与美学的分离。

——是排斥个体情神与集体意志的分离,国家意志至上,政治意志至上,世界观的改造至上。

很显然,从性情范畴的角度讲,红色样板的推演,只能是性情的万众一心化运动,只能基于“我们”的我,“人民”的人打碎艺艺术权威与人民的鸿沟,让“我们”:“人民”成为艺术实践的主体,成为“艺术家”,阳泉的工人美术、,户县的农民画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这是一个“思”与“术”、“专门知知”与“知识分子”的大分离过程,是一个各个阶层均“劳动者化”的过程。

这样一段分离化合史是非常深刻的,它不仅让人问:启蒙于五四的科学精神何在呢?积淀于士者、文人、知识分子心中的性情又何在呢?

对于这样一个太为深刻的问题,真是三言两语难以回答。

不过从红色样板的推出历程中,还是可以窥到一些痕迹:

红色样板的大众美术运动,看起来是军事共产主义理想模式的翻板,实质上是大一统矛盾模式的历史性推演。

从古至今,国家权力意志都矛盾于个人性志情意,权力话语都矛盾于个者声音。一部中国文化史,可浓缩为政权文化与知识文化的矛盾史。意识形态上的学与说,无不是政治组织的驭具,因此它一直未脱离“术”的范畴。“思”一直是“道”的解义,思想也一直是王者的“圣说”。权说一体、政教一体、术思一体也不是中国的创造,西方的科学发现精神也是通过与宗教神权血与火的拼斗后产生的,所不同的只是知识与权力分离的历史时机而已。历史地看,没有士者精神、五四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没有性志情意,就不可能有艺术的独立、艺术的思想、艺术的科学。而红色样板正是对精神的推残。其最大的出发点就是摧残个性,它从无产阶级国家意志与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矛盾出发,以运动的形式对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进行改造,令其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再基此用其文化传统,加之民间文化传统,形成一个万众一心的完美“样板”,并用这一样板推演大众化的美术运动。其结果,必然是个人意志的阶级化、政治化,以至最终的权力话语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告知人们,当演绎进入权力话语化时,人们对模板的观照,就成了对语录的观照,成了对“老三篇”的观照,不仅没有了性情范畴,连观照的本身也彻底脱离了实践的本义。

写到此,我认为最值得深思的还是科学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与科学精神的承脉,若同中国画,一直是一个迷。是否学了数理化就有科学精神?是否喝了洋墨水就有科学精神?是否批判了孔丘就有科学精神?是否进入了数字时代就有科学精神?

当进行权力与知识的分离启蒙时,作为知识分子该如何反省?当自身积淀的封建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在政治信号的作用下,左右知识人格的体现时,又该如何反省?当用启蒙意识,面对承担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双重历史任务的人民大众时,再该如何反省?难道历史真是由一个人书写的?红色样板也是由一个人推致的?

这真需要科学精神!

若翻开1949年7月第一届文代会的文献,看一下郭沫若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互对立的文艺路线说,同时回味一下郭沫若发吐于20年代的五四青春说,再体验一下郭沫若1976年因四人帮倒台而高歌的科学春天说,难道不感慨万千!

从这个意义讲,科学精神、民主意识的启蒙,对于国人而言,对于中国画而言,真是任重而道远!

以上,从五四情结到大众美术,窥探了作为艺术、作为中国画的近代演义。它告知我们,国家意志、个人性情、科学精神、民主意识在历史秩序组合中的各自价值。要认知具有当今意义的中国画,必须深刻再深刻、全面再全面、反思再反思。

 

 红色经典,大众美术

倪久龄《秋趣》133×194m


       

          作者:陈雨光 陈旭


          欢迎注册美网会员,新闻资讯自助上传!


          本文连载  后续内容请继续关注  每周一 周三 周五 进行更新


           本文为中国美网原创文章  如需转载请标明来源


关注更多艺术品价值


 红色经典,大众美术


         


评论
还可以输入 1000个字符
全部评论(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