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艺术大师一一潘天寿

曾经，有这么一个“组合”，被称为“20世纪传统绘画的四大家”，前三位分别是是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能与这三位齐名的正是潘天寿。

所以，被称为高峰那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潘天寿

左起张振铎、潘天寿、诸闻韵、张书旂、吴茀之

潘天寿 

《铁石帆运图》 中国画 249.5×242cm 1958

潘天寿 

《铁石帆运图》是其典型的方形构图作品

潘天寿 

《灵岩涧一角图》 中国画119.7×116.7cm 1955

潘天寿 

《记写雁荡山花图轴》 中国画 150.2×364.9cm 1962

潘天寿是一位独居个性、特立独行的艺术大师，是一个骨子里硬气的人。

他有两个闲章，一为“一味霸悍”，一为“强其骨”。他对“强其骨”的美学追求始终不渝，又独取“霸悍”俩字作为他一生艺术创造所追求的方向和行为准则，他的画给人们带来一种雄厚的力量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那种骨气雄风与钢筋铁骨般的现代结构美产生出巨大的力量感，流露出他特有的刚毅气质。

吴昌硕先生赞叹他的画“天惊地怪见落笔”，但也曾为他捏一把汗，给他专门写了一首诗《读潘阿寿山水障子》，最后一句是“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 一跌须防堕深谷, 寿乎寿乎愁尔独”，体现出了潘天寿对他的发愁与劝勉。

潘天寿 

《雨后千山铁铸成图轴》  中国画 89.5×45.6cm  1961

中国美术馆藏

潘天寿擅长指墨画，他继清代高其佩之后，将指墨画的技法与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峰，他的指墨画反映出简朴古拙、浑厚静穆而酣畅淋漓的意趣。指墨画也适合他刚直倔强和深沉质朴的性格，以粗放取胜的指墨画，可充分表现他胸中的浩然之气。他所喜爱的题材，如古松、梅、磐石、鹰鹫、荷花等，也都适合用指墨画去表现。鹰鹫是潘天寿一生画的最多的题材，是潘天寿雄强博大人格精神的一种外化。

潘天寿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于他个人在艺术上的成就，他自己说过：“我这一辈子是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业。”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教育和创作推动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发展。

他受教育部两次来电请赴和国立艺专师生多次请求，潘天寿终于在1944年赴重庆磐溪，接受国立艺专校长任命，同时兼授国画课程。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潘天寿在任职期间不存派系偏见，民主办学。当时国立艺专所在的重庆磐溪果家园聚集了一大批艺术教育人才，林风眠、倪一德、吴茀之、谢海燕、李可染、方干民、关良、丁衍庸、赵无极、朱德群、高冠华、黄君璧等中西画家云集，国立艺专一时出现了中兴局面。

在重庆璧山，潘天寿先生对学生说：“我们救亡图存，无能为力，只有像泰戈尔那样——文化救国。你们还年轻，要跟我一道刻苦钻研民族文化，努力攀登高峰，这样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即使中国亡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还后继有人。”从这段话也透露出潘天寿以民族文化艺术振兴中华的决心和艺术上追求高峰的创造意识。

在磐溪，他还因教学所需编著了《治印丛谈》，是他在篆刻方面的力作，这也标志着文人画所需要的诗书画印的各种修养在他身上臻于完善，对其后来绘画风格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前，我们都在谈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而潘天寿正是一位具有高度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典型代表。他在1965年就高瞻远瞩的提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艺术主张。他把中西绘画体系比喻为两座高峰，不要简单地把两座高峰、两大系统凑合在一起，主张文化多样性，重视差异性的价值。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而且被美术界广泛认可，成为一个时期的主流，也为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指示了理论与实践的方向。

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王朝闻曾这样评价他“潘天寿是我国成就卓越的艺术家，他那主要是来自实践的理论和他的艺术作品一样，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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