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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更早的文明载体

来源:半月谈网 ·49 浏览 ·2020-06-19 11:22:20



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

音乐是比文字更早的文明载体。在中国的文明渊源中,音乐和诗歌一样,是浸润民族灵魂最深处的文明成果,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先声。考古资料显示,音乐是比文字、诗歌出现更早的精神创造,更久远地投射于华夏文明的最深层。

贾湖

最古老的吹奏乐器——贾湖骨笛

第一声“清笛”

很难确切地说什么是文明起源的标志。一般认为,文字、城市、青铜器和礼仪性建筑是文明发生的要素。这是基于将文明社会与新石器时代部落社会区分开来所下的结论。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文明的本质是在社会分工和分裂为不同阶级的基础上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未必每个文明的发生都必备以上四种要素。

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如何转变为一个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都相当丰富的文明社会?显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孕育和创造。文明的起源是漫长的过程,而文明的本质就是创造性,是人类不仅可以进行食物的积累,而且能够开展丰富的精神创造。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伯余作衣裳、仓颉造字、尧作宫室、鲧作城郭、化益作井、昆吾作陶等,表明上古之时,有一个发明创造迭出的过程。虽只是传说,但一个涉及人们衣食住行、社会生活、典章规制等方方面面的文明体系,很早之前就已悄然形成。

现今的考古发现,已有不少为这些传说中的发明创造提供了参照,也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佐证。

1986年5月,两支在地下沉睡了八九千年的骨管,在河南省舞阳县一个叫贾湖村的地方现世。长约20厘米的骨管上,都整齐排列7个小圆孔。考古人员惊呼:“笛子,这是笛子!”其后,考古人员又陆续在贾湖新石器遗址发现多支骨笛。特别是1987年5月发现的一支七孔骨笛,保存完好。经过测音和试奏,这些来自远古的骨管,竟能演绎完整的乐曲,音高准确,音色坚实而嘹亮。一曲《小白菜》吹出,令人激动不已,那悠扬的笛音,好似穿越八九千年时空,从历史长河的源头飞扬而至。

萧兴华参加了贾湖骨笛历次测音工作,也是试奏时的吹奏者。他说,这些骨笛能奏出完整和准确的五声音阶,可以断定,在距今近万年前的新石器初期,就音乐文化领域而言,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先民们,率先进入了文明时期。“从旧石器时期出现的四声音阶,发展到新石器时期应用的五声音阶,就是中国音乐从蒙昧时期发展到文明时期的分水岭。”

贾湖遗址发现于1962年,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自1983年以来,已进行8次发掘,共出土骨笛40余支。考古学家将它们分为三期:早期距今9000年至8500年,骨笛为五孔或六孔,可吹奏四声和完整的五声音阶;中期距今8500年至8000年,骨笛为七孔,可吹奏六声和七声音阶;晚期距今8000年至7500年,骨笛为七孔或八孔,可吹奏七声音阶和变化音。

由简入繁,从低级到高级,这些骨笛经过1000多年发展,形制渐进,一脉相承,与遗址遗存分期和发展序列相一致。

贾湖骨笛,大多是用丹顶鹤的尺骨制作而成。“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鹤鸟有长达1米以上的气管,骨骼强度是人类的7倍,引颈而歌,声振林樾。以鹤骨为笛,其声清越。贾湖先民在原始的音乐创造活动中,为穿越8000年的乐音,找到了生命的载体。

贾湖遗址已发掘墓葬数百座,而发现骨笛的仅有20多座,为很小一部分。这些墓葬中多有龟甲、叉形器、柄形器等随葬器物,专家推测这些墓主人应当有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比如巫师、祭师或酋长等。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中国音乐文明从一万年前起步。《吕氏春秋》中说:“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贾湖骨笛的出土,将中国音乐文明的源头,从传说中公元前3000年的黄帝时期,一下子提前到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期。

贾湖

湖北随州编钟表演队的演员们在演奏汉代编钟古乐

青铜文明的音乐巅峰

曾侯乙编钟堪称中国青铜时期音乐文化的巅峰,将中国古代音乐文明推向了登峰造极。曾侯乙编钟自1978年出土以来,至今一直被认为是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

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铜器,是山西陶寺发现的铜铃,距今约有4000年。这个铜铃很小,做工并不精细,却具有非凡意义,被认为“标志着构成中国三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曾侯乙编钟就是三代音乐文明“金声玉振”之集大成者。作为“编钟之王”,它的出现,让人们看到公元前5世纪人类文明极为丰富的内涵。

公元前5世纪是一个十分精彩的时代,有人称之为“轴心时代”。从西方到东方,从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到老子、孔子、墨子……可谓群贤毕至。经考证,曾侯乙编钟下葬的时间约为公元前433年,正是这一时代青铜技艺与音乐文化高度结合的缩影。

曾侯乙编钟有巨大的钟架,为铜木结构,呈曲尺形,长7.48米,宽3.35米,高2.73米。65件编钟分三层八组悬挂在钟架上。编钟总重量2567公斤,加上钟架上的用铜,合计用铜4421.48公斤。如此庞然大物,在地下埋藏2400余年,依然伫立如故,其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令人叹为观止。

西周初年,周公在革新殷商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制礼作乐”, 制定了具有宗教、政治、伦理多重功能的礼乐制度,明确规定了王、诸侯、卿大夫、士等阶层的乐悬制度以及在不同场合应演奏的钟乐曲目。编钟与编磬“金”“石”相配,形成“乐悬制度”。

《周礼》说:“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曾参与曾侯乙墓发掘的冯光生说,曾侯乙编钟作为礼乐之器,其巍峨、完美的“曲悬”架式,与配套编磬,三面悬挂,完整、明确地呈现了周代诸侯的“轩悬”制度,并与其他青铜礼器一起交织出一幅礼乐场景,将三代礼乐文明生动呈现于当今。

尤其是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有性能,表明青铜制造技术已经炉火纯青。研究发现,这套编钟总音域跨越五个八度,中心音域十二个半音齐全,可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每件钟可发出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从冶金、铸造、修整、加工等方面,无不体现出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及娴熟的加工技艺。

1978年8月1日,湖北随州炮师礼堂肃穆安静,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音乐会在这个礼堂举行。一曲《东方红》缓缓奏响,在沉睡了2400余年后,曾侯乙编钟再次发声。

研究人员认为,曾侯乙编钟不可辩驳地表明,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已经有了七声音阶,有绝对音高的概念,有旋宫转调的能力,具有良好的音乐表现性能。它以五声为主的音位设计以及七声音列形式的存在,显示了当时音乐内容的丰富性和音乐水准的高超。

曾侯乙编钟上有3755字铭文。这是一部成套的乐律体系,不仅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阶名,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楚、周、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铭文中出现了十二律及其异名达28个之多,其中大多数早已失传,展示了迄今所知最为完整的周代乐律体系。

与编钟同出土的音乐文物,有编磬、建鼓、琴、瑟、篪、排箫、笙等,总计达125件。中国古代所谓“八音”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基本齐备。这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宫廷乐队,在世界古代音乐史上实为罕见。学界认为,曾国的宫廷音乐水平,标志着三代时期音乐文明已得到高度发展。

中国的青铜文明和礼乐文明,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得到酣畅淋漓的表达。

贾湖

2019年3月24日,在越南首都河内,青年们在“礼乐筑梦”中越青年儒家文化交流活动上表演节目

礼乐“一体化”

文字的意义在于表达和传播,而在文字出现之前,音乐的表达传播功能同样显著。在文献记载中,音乐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国家治理的一部分。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存在和创造性特征。

一般认为,礼乐制度为周王朝建立之初所定。《史记》记载,周成王时,“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但从考古资料来看,礼乐文化或许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就已萌发。比如有学者认为,贾湖骨笛不是单纯的乐器,而是某种原始宗教或礼仪制度的象征。骨笛的主人,借用它来沟通神人。

近年来,在一些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考古发掘中,常发现有大型祭祀场所的存在,有些祭祀遗址周边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乐器,或可表明音乐在宗教礼仪或祭祀典礼中的应用。比如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骨质口簧、骨管哨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特磬、陶埙、陶鼓等,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陶铃等。

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商代祭祀乐舞的记载。商是一个尚巫、有着强烈宗教意识的朝代,《尚书》说商:“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这一时段出土的乐器也非常丰富,从陶器、石器到铜器,从单个铃、鼓响器,到成组的编磬、编铙,显示出富有仪式感的用乐形态。

夏商周时期,正是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归为“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华文明特质基本成形的时期。广泛分布于华夏大地的方国文明,逐渐凝聚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礼乐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

周王室承续了对音乐和礼仪的遵从,从国家制度层面将礼乐形态固化和系统化,并分出多种类型和等级,在王室和诸侯国依制实施,并使其渗透至整个社会,从而让全国上下有了统一的制度规范。自周以后,礼乐文明便成为中华文明一体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曾国是周初分封于江汉地区以镇抚淮夷的诸侯国。近年来,关于曾国的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已经勾勒出一个从西周早期至战国初期的诸侯国图景,从中也可以看到编钟的完整发展路径:

湖北随州叶家山发现一组保存完好的编钟,由1件镈钟和4件甬钟组成,年代在西周早期,比曾侯乙编钟要早500年;湖北枣阳郭家庙出土一套10件钮钟组成的编钟,形制统一、大小相次、音高稳定、宫调明确,完整呈现了宫、商、角、徵、羽的“五正声”宫调系统,比曾侯乙编钟要早300年左右;随州义地岗文峰塔1号墓一套编钟,现存8件,根据铭文推断,墓主曾侯舆,可能是曾侯乙的爷爷辈……

从叶家山、郭家庙、义地岗到出土曾侯乙编钟的擂鼓墩,完整地呈现了从西周早期直至战国早期的500年时间序列。这500年里,以编钟为代表的礼乐文化不断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达到极高成就。

“传统是一条河流,在黄浦江的入海口,一定有金沙江的那滴水。”冯光生说,“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古代千余年礼乐文化经验积累和曾国五百年正宗传承的结果。”

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西周礼乐思想,赋予礼乐教化的意义和功能。在他看来,“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是对人们情感的亲近愉悦,而“礼”是对人们行为举止的约束规范,礼乐的核心是“发乎情而止乎礼”。把教育思想融于具体的音乐和礼仪中,在情感上愉悦和谐,在举止上有礼有节,于是就可以使人们在实践中不知不觉被感化。

经过儒家的弘扬,“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普遍认可的社会价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礼乐文明为中华文明一体化和国家大一统提供了内在的文化动因。


责任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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