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字子美,汉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在整个巴蜀文化史中,从外乡进入巴蜀进行文学创作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家是“诗圣”杜甫。杜甫半生潦倒,“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杜甫:《进三大礼赋表》),安史之乱后甚至到了靠挖野菜、拾橡栗充饥的地步。最终决定全家离开同谷(今甘肃省成县)南徙,到秩序安定、经济繁荣的蜀中投靠老友高适。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十二月一日入蜀,在时任彭州剌史、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的帮助下,筑草堂于浣花溪畔,“舍南舍北皆春水”[①],有了安静的生活。这其中,到绵州(今绵阳市)、梓州(今三台县)、阆州(今阆中市)住过一年多。一直到765年才离开成都沿江东下,在云安(今云阳)小住之后,766年移居夔州(今奉节),在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帮助下,在此修建一所草堂,住到768年才乘船离开四川赴江陵。两年之后,即客死他乡。
从759年—768年,杜甫实际在巴蜀生活的时间总共8年又2月[②],川西、川北、川南、川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蜀期间,其诗作进入成熟期和丰收期,仅在成都就作诗271首(包括蜀州、新津、青城、绵州和重返成都途中所作的23首在内[③]),在夔州(今奉节,属重庆市)作诗429首。这时期,写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千古绝唱。
杜甫诗人的光芒太盛,几乎掩盖了他的另一个身份:书法家。
陶宗仪《书史会要》
杜甫善书,史料多有记载。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说他:“于楷隶行草,无不工者”。明人胡俨称他:“字甚伟怪”,书法上他主张“瘦硬”(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青年时期,他曾相继与书法家李邕、张旭、郑虔、顾诫奢结交、过从[④]。他善书表现在他的诗歌中甚多。他在《壮游》诗中自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足见幼年执管临池之勤奋。他在《莫相疑行》说:“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他写书法时使围观的学人们倾倒佩服。至于在暮年诗《得房公池鹅》中,他自己称:“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王右军就是书圣王羲之。
杜甫还是著名的论书家,著名的论书诗有:《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李潮八分小篆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等。许多诗都与四川的人与事密切相关。其中《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是杜甫入蜀后,见到“草圣”张旭的遗墨,万分伤感,写下的一首论书诗。张旭,唐代书法家。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史称“草圣”。以草书著名,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称为“三绝”。书法与怀素齐名。诗圣赞扬草圣张旭的时代精神,说他的书法犹如“悲风生微绢,万里起古色”,主性颠逸,超绝今古,悲壮的时代赋予了悲壮的笔触,成为百代的楷则,这是对张旭最恰切的评价。
杜甫写于四川的论书诗《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
遗憾的是杜甫手书墨迹早已不存,仅有刻石记载。据史料记载:全国,唐代杜诗刻石有五种,宋代杜诗刻石八处11起,但大多不存。
现就四川两处杜诗石刻介绍如下。
一是四川射洪县金华山杜诗石刻《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相传杜甫当年避乱暂居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时凭吊陈子昂曾书字留题并刻石。杜甫手书刻石文物早已毁失,但后人曾依杜甫书字手迹重新刻石。遗存到现代的杜甫手迹石刻大约为明代摩刻。石刻曾毁于1966年文革之祸,幸尚有明石刻拓片存世[⑤]。根据拓本,洪丕谟认为杜甫诗碑上的书法,笔力挺拔,骨格清劲,在极大程度上体现了杜甫“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审美理想。
(唐)杜甫《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传)[⑥]
不过,金华诗碑是否为杜甫真迹,有争论。
肯定为杜甫手书者。范文澜《中国通史》1987年修订版(范文澜去世后修订版)在“盛唐诗人” 一章中选用[⑦],插页李白、杜甫画像,换为“杜甫书金华山诗石刻(拓本)”[⑧],显然范老身后的修订者确认金华山杜诗石刻为“杜甫书”,是当初杜甫手迹的原刻。蒋均涛《射洪金华山的杜诗石刻》[⑨]、张玉白《金华山杜甫题刻考》[⑩]等,认为此杜诗石刻为宋人据杜甫原刻手迹的拓本所复刻。《射洪县志》[11]等均照此引用。
否定或怀疑为杜甫手书者。历史学家洪业(洪煨莲)[12]称其是“传钞讹夺”[13],陈尚君[14]认为:因石刻宋以后不见著录,来历不明,尚难遽定真伪[15]。
未作评论者。高文[16]、丁祖春[17]认为:杜甫《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诗,是后人勒石立于(射洪金华山)书台内。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彭燕认为:四川射洪县金华山的杜甫手迹石刻,目前学界观点普遍认为是杜甫本人的手迹,而非他人伪作[18]。而西南民族大学祁和晖认为否定为杜甫手书者为主流。
虽然目前众多观点莫衷一是,但是,笔者深为赞同祁和晖的结论和建议:射洪金华山杜甫手书之原刻究竟毁于何时?拓刻杜甫原刻之新石柱又确立于何时?均尚待硬证。只有在这两点上有了足具说服力的证据或推论后,是否为杜甫手迹的问题才能有所进展。在证据和论证尚无共识之前,在引用金华山杜诗石刻拓片时,都应在“杜甫手迹”前加上“相传为”或“传为”之类词语[19]。
二是四川巴中南龛杜甫书严武题词。
自清以来有一个传说(出自清末金石学家叶昌炽《语石》),即杜甫到过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并在巴中南龛壁间乾元二年(759)书严武(时任巴州剌史)摩崖题诗,书共十行,行十八字。其后得到众多引用,如高文、高成刚《四川历代碑刻》[20]等。
但实际上,此书并非杜甫所写。
上海博物院研究员、上海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陶喻之严密考证后认为:此书乃晚清好事者掩耳盗铃所出[21]。四川省博物馆于建章、高国芬研究后认为:此题诗既非杜甫书也非严公(严武)作,乃是好事者在清道光丙午(1846)之后,从《金石苑》成书之后,到宣统元年(1909)的半个多世纪间,将一通宋代万公南山诗石刻,改头换面,把万字改为严字,并在后面加刻上“乾元二年杜甫书”七字,从而一通宋代石刻就变成了唐代石刻,然后拓片广为散布[22]。2019年10月14日笔者与四川作家聂作平(《南方周末》之《逃向成都:杜甫的入川之路》等文的作者)求证,他称:杜甫在四川期间从未到过巴中,他去到距离巴中最近的地方是阆中(阆中距离巴中直线距离约100公里左右)。
故今巴中南龛壁间乾元二年杜甫(759)书严武摩崖题诗,不是真的。
就全国来讲,唐代杜诗刻石,文物今已无存。
作者简介:唐林,美术史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专家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美术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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