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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学经典,每月一本书

至道学宫 ·239 浏览 ·2018-04-18 16:25:14

一起学经典,每月一本书



一、经典教育的极致是文韬武略,文韬武略的极致是至圣至神


我们现在人,为什么要学习经典呢,有的人说是为了世俗成功,有的人说是为了自我修养,有的人是为了附庸风雅,有的人是为了兴趣爱好,有的人是为了陶冶情操,有的人是为了文化消费和文化消遣,有的人是为了把玩一种叫做国学的奇怪东西。这样学习经典,学习目的都是不够端正的,也都不可能把经典学好。


什么是经典呢?经,指圣人原天道,辅以文字而立教化。只有中国才有道,故而只有中国才有圣人,也只有中国的圣人写的书,才可以称之为经。典,是指最高的文化和思想准则。并不是什么书,都可以称之为经典。经,要以天道为根,由圣人开天立教。有了道,通道才能成圣,成圣方可著经。有了经,教化天下才有了万世不移的准则,才可以有典。


真正要学好经典,学明白经典,并能够经世致用,用来建功立业,用来治身治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要回归经典教育的本真。经典教育,是为了教育人能够超凡脱俗,超凡入圣,成为圣贤君子。而不是为了在不到三米远的小圈子里,终日蝇营狗苟,市侩庸俗,碌碌一生。再拿文化给自己刷点漆,让自己的庸俗可以看起来更精致些。


我们现在所讲的教育,是市井化的教育,教出来的也多是一曲之才。所谓的专业,其实就是曲才和手艺而已。道散为术,只专一术,其余皆不通,这就是孔子说的小人比而不周。


圣,指能体道尽变;贤,指才能无所不周。怎么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周无所不能呢,这就需要通道。唯有通道,才能一通百通。天下所有的事物,根本的道理都是一致的,我们如果掌握了最高的原理,就可以做到一通百通。只追求应用层面的术,而不通达原理层面的道,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曲之才。我们历史上的教育,最高目的则是为了培养出来,出可为将入可为相的圣贤。


圣贤教育的极致是文韬武略,文韬武略的极致是至圣至神。比如,姜太公既是军事天才,也是治国天才。周公既是治国天才,也是军事天才。管仲,既是治国天才,也是军事天才。商鞅治国是天才,打仗也是天才。吴起,既是军事天才,也是治国天才。张仪,同样既能治国,也能打仗。张良既是治国天才,也是军事天才。


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可以称得上文韬武略,至圣至神的人,是毛主席。毛主席为什么会这么精通文韬武略至圣至神呢?因为主席就是经典教育的杰作。主席十岁左右,就早早完成了四书五经的学习,就能把诸如《韩非子》这样的经典读的滚瓜烂熟。这才是主席一生文韬武略纵横天下的心智源泉。


我们现在所谓的成功,也是市井化鸡汤化的成功。古人所谓的成功,是为了治国安民,治国平天下。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而现在所谓的成功,只不过是古人所不齿的贪鄙而富,无耻而富而已。这样的成功,在古人看来,根本不足以称之为成功。用孔子的话来说,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我们现在社会所谓的成功人士,大多数都是孔子所说的斗筲之人。他们的眼里只有钱,而没有家国,没有天下,没有苍生。


一个民族,如果荒废了经典教育,成为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那么她的子孙后代,无经无典无则,一定会出乱子。进而,先自乱而后人谋之,先自辱而后人辱之,先自戕而后人伐之,一定会被其他的民族所征服。


二、中国经典教育和文化道统的演变


我们国家的经典教育,从东周就开始乱了。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不得已,学术下逮庶民,孔子僭越天子兴办私学,承担起经典教育的重任。在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孔子所整理的周朝经典教育,成了经典教育的最高标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先内乱,而后遭到蛮族侵略。孔子所立的标准,受到了来自外来夷狄文化的巨大冲击。这些夷狄文化里面,最猖獗的,便是来自西域的浮屠邪说。后来的人,把浮屠邪说改称为佛教。魏晋南北朝的经典教育之所以疲敝,源头上是汉儒的先天不足。在王夫之看来,汉儒实际上是伪儒。


佛教的兴盛,只有站在文化汉奸和文化亡国奴的立场和视角上,才会把它称之为文化融合的盛事。就好比民国的汉奸,也会把日本人的入侵看做是好事,并把被侵略被殖民,美化为中日亲善,民族融合,大东亚共荣圈。而站在华夏民族的视角上,这是可怕的文化灾难,是文化亡国,是文化上的被殖民。把夷狄胡鬼的胡说八道称之为经,并以此为典为则,还加以膜拜,把祖先圣人们所留下的经典都抛之脑后。这是数典忘祖的极致。


经典教育的荒废,夷狄文化的入侵,在唐朝迎来了新的高潮。这是即南北朝之后的第二个数典忘祖的历史新高潮。唐朝不仅举国事妖奉鬼迷信胡鬼秃丁,而且居然不靠经典教育,而是靠写诗来举士纳贤,想想多么荒唐。


魏晋南北朝第一波数典忘祖,隋唐第二波数典忘祖。宋朝的士人,终于感受到了文化沦亡的刻骨之寒。他们醒了过来,在韩愈精神的感召和指引下,展开了文化复兴运动。宋儒们开展的文化救亡运动,和汉儒对先秦经典教育的复兴一样,都没有真正的完成正本清源的重任。


在韩愈看来,亡道就会亡天下。所以要匡扶社稷,首先就得文化救亡。我们来看看韩愈的文化救亡和文化复兴的强烈危机感,和他的大声疾呼。


汉代以来,儒生们前赴后继对儒家经进行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结果越补越烂。以至于经学已经被他们修治得千疮百孔,他们对先王之道,学治越乱,越乱越亡。大道眼看着就要在这群贱儒们的手里,其危险如一发引千钧。弄到现在,大道基本上就快要断气了。就在这样异常危险的时刻,却有人倡扬佛教和道教这种异端邪说,鼓动天下人去尊崇它们。



我的个天哪,他们这样做,也太祸害社会了。佛教道教这两种异端邪说,对社会的危害远超过杨朱和墨子。我韩愈虽然不如孟子那样贤达,孟子虽然没能在道统未沦亡之前成功拯救它,而我却想在道统崩坏之后来正本清源它。


唉,听起来这是多么不自量力的一件事,并且还会危害到我的人身安全,要不是有人给我求情,我已经被那个昏君唐宪宗给杀了。尽管如此,如果能先王之道,经我韩愈的复兴,而能流传于后世,即便我死一万次也值了。


天地神明在上,请给我作证,我怎么可能会因为一次谏迎佛骨被贬官,就自毁大道,而追随佛教这种印度猴子异端邪说呢。



宋儒们接过韩愈的文化复兴大旗,他们做出了一番非常卓越的工作,超过了汉儒们对先秦经典教育的廓清成就,但是正本清源的文化复兴大业,并没有彻底完成。而且,还滑入了理学的歧路。汉儒的经学家们,动不动就喜欢穿凿附会往谶纬之学上发散,最后成了一群跳大神的。朱熹为代表的宋儒,虽然比汉儒们更明通一些,但是朱熹高度依然有限。他注解的四书,大多数都是曲解本意自说自话。至于五经,他基本上是看不懂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朱熹,他却影响了中国文化道统的后面一千年。朱熹之后的一千年,六经不讲了,经典教育下降到了四书。四书只是对经的阐释,经才是更高的经典。


正是因为后世无法正本清源,复道术之初,所以才各得一察焉以自好,进而互相攻讦。比如道儒法三家,一直互相争论不休。实际上,它们本是一道,只是其用各异而已。要么以为看韩愈攻击老庄,就认为道家不好。或者认为,要推崇老庄,就要非儒。文化还没复兴出来一点火星呢,自己先把自己打垮了。


儒家的正本清源,汉儒,唐儒,宋儒,最根源的文化道统,只能溯源到周。而周之前的文化正本清源,最远再到尧舜,儒家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还要继续往前推,溯源到天人相通之世。这就需要讲先秦的道家原典教育。


我们讲道家,是指先秦黄帝老庄的那个道家,而不是指后来打着老庄旗号,实则大兴汉儒谶纬之实,喜欢装神弄鬼的道教。后来俗称的道教,实际上并不是老庄之道,而是汉儒的一个分支和变种。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可见,韩愈他们所反对和鞭挞的道教,实际上是儒家内部的争论,他们反对的只是汉儒。


朱熹的文化复兴工作,做的不够好,导致经典教育,丧失了培养文韬武略的圣贤君子,并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本真职能。人人都能对四书倒背如流,尚空谈高言,而对怎么治国安民,胸无一策。这便是理学之弊。正是理学之弊,导致没过多久,宋朝灭亡,鞑靼入主中原,神州陆沉,亡国亡天下。


到了明朝,王阳明李贽等人,打倒了朱熹,天下再失文化道统。趁着明朝文化混乱真空之际,李之藻,徐光启,这些新的文化汉奸们,文化带路党们,把夷教天诛教,引入中国。并且他们还成了天诛教教徒。这是继佛教入侵之后,第二次严重的文化亡国灾难。再往后,这一支文化带路党势力,充当西方红毛鬼的傀儡,实际上支配了后来的满清和民国,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让大家想不到的是,在民国一手遮天的宋氏家族,只是徐光启家族的延续。这只天诛教势力从明朝到新中国建立为止,对中国的暗中支配能力,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陆王所代表的明儒心学,造成神州再度陆沉,亡国亡天下。在国破家亡和文化沦丧的双重废墟之上,王夫之进行了一次文化上的绝地大反击。这次反击所播下的湖湘文化文化种子,几百年后破土发芽,孕育出来了伟人毛泽东。中国人终于从被蛮族殖民几百年的恶梦里站了起来。


三皇之前是远古,文字未载。远古之后是三皇,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之后是三王,三王之后是孔子,孔子之后是董子,董子之后是韩子,韩子之后是北宋五子,北宋五子之后是王夫之,王夫之之后是毛主席。以上就是我们中国的一部文化兴替史。国家有兴亡,朝代有更替,文化上更有兴亡更替。而且,文化上的兴亡更替是先于王朝的兴亡更替的。天下必先丧道而后丧世,必先复道而后兴邦。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在教学中,如果学生不到自己想求通而不可得的时候,就不要去开导他。不到他自己想说出来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的时候,就不要去启发他。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对于儿童教育也是如此。一个孩子未发蒙的时候,就填鸭式教育,他就会感觉全是负累,而毫无乐趣。一旦发蒙了之后,他不仅不会觉得学习是负累,还会觉得被好奇心引领着,去认识世界,增长智慧,是一件奇妙无穷的事。幼儿教育的关键,在于发蒙。青少年和成年人教育的关键,在于发愤。


具体的讲,发愤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两个案例。主席年轻的时候,看了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小册子,便发愤图强,立下救国救民之志。


李斯年轻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基层公务员。有一天他上厕所,厕所里的老鼠看到他就吓的四处逃窜。而米仓里的老鼠,则吃的膘肥体壮,看到他根本一点都不害怕。这让李斯一下子觉悟了,他觉得人跟老鼠同理,其实并不是老鼠和老鼠本身的差距有多大,而是所处的环境不同,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这件事让李斯开始发愤求学,师从大儒荀子,终于成为他所梦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所谓韬略,圣人体道尽变趋吉避凶之至理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便是发愤。人处于糟糕的生活状态中,社会处于糟糕的状态,如果都不觉得有问题,都浑浑噩噩的如同梦游,这样的人是不会发愤的,更不会去追求大道和智慧。


可见,如果人不发愤,光读死书是没有用的,也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只有人要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意志时,他才会去书里寻找解答,这时候读书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更有甚者,把经典学习,变成一种文化消费,变成一种文化消遣,这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不发愤,意识都不觉醒,读书也就是做样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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