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记之钱耕森先生（三）：虚怀若谷 学者风范

虚怀若谷 推进后学

钱先生的胸怀也是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2014年，我的美国科学家朋友说，《老子》在国外的影响很大，而中国多数译注者对老子的理解都搞偏了，把老子的哲学学说搞成了社会学的学说，希望我能纠偏，于是我为了写一本通俗的、便于翻译成外文的《老子》，花了大气力对关键字义进行训诂、对多种版本进行对勘，以保证通俗版《老子》言之有理、言之有据。2014年12月14日，在合肥一次会议上，钱先生问及我近期所做的工作，我告知他，我经过多年的思索和研究，觉得历来对《老子》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按理说，如果一句话中的关键字义不清，这句话是无法理解的。如果句子的意思不清，文章是无法读懂的。第二，中国古代对字义不是用定义，至多用义界，但老子传授时，与听的人概念应该是一致的，否则无法交流。钱先生说，《老子》是中国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至今大多数学者都是“照着讲”，而你提出新的观点，新方法，很可能是“接着讲”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愿意帮助你一起完成“接着讲”的工作。

我原先为了出版通俗版《老子》，对关键字的字义做了训诂、对勘经文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钱先生的推动下，走上了前台，经过（几）十次给钱先生打电话、发邮件，与钱先生交流、探讨，向钱先生请教。钱先生主动提出为《汪注老子》作序，二三天后就把序给我了。序，并不好写。但他老人家写得真快！特别是序中对原书内容的提炼和把握，极其精准深刻，令我大为惊讶！

2015年4月14日衡水学院董仲舒研讨会后不久，钱先生基于对我的信任。在我与人民出版社签订出版《汪注老子》的合同之前，便向成中英先生推荐我参加2015年8月底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作为唯一的没有学院派背景的学者，在这样高端的小型学术会上发表了《从考释字义的视阈新注〈老子〉》，这完全是钱先生推荐的结果。

2016年4月26日，钱先生和我一起到人民社见黄书元社长，谈定5月23日人民出版社召开出版研讨会事。钱先生回到住处，便让我先后给他熟悉的几十位学者寄书，还亲自给打电话，邀请他们参加研讨会。虽然后来因为研讨会时间有限而未能多邀请，但我对钱先生的帮助还是很感谢，对钱先生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老骥伏枥 享誉万里 

钱先生今年已经八十有五，依旧经常受邀前往全国各地。他可以接连去北京、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宁波、广州、江门、西安、石家庄、扬州、北戴河、曲阜、贵阳、昆明……等地开会或讲学，有时一个月竟要参加几次活动。我因他年事已高，曾多次提醒他千万要注意身体，不要过累，他一面答应着，一面却因盛情难却继续前往。前不久，他去杭州市党校开会和到浙大去讲学前夕，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趁便去浙江大学进行有关老子的学术交流。我买火车票之后，却接到电话，说钱先生由于准备多种会议的材料，过于劳累而血压飙升，下面的活动取消。没想到，退票之后，刚过了一天，钱先生又来电话，说血压已经回复正常，让我还是按原计划前往浙江大学。钱先生就是这样，在耄耋之年，丝毫不服老，从不安享晚年的清闲。

钱先生在国外和港澳台也享有盛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国际会议发表演讲和发表文章，当他研究著名学者方东美的学术成果时，提出建立研究方东美学术思想的机构。由于他在学界的影响，就有人赞助了安徽大学200万元，设立方东美研究所。值得敬佩的是，作为方东美研究所所长的钱先生，他个人对这些研究经费，连一分钱都没有动用过。

钱先生在海外的声望我也是深有体会的。2015年4月14日，钱先生推荐我参加董仲舒学术研讨会，会上，遇到刚从德国参加会议后，赶到中国参加这次会议的国际中国哲学研究会创会会长、成中英教授。当会议的主办方欢迎成中英先生时，成先生对他们说，钱耕森让我参会，我是无论如何要赶来的。

2016年10月，我开始认真研究“和生学”、“大道和生学”、“大道和生和同学”。并且写了拙作《大道和生学的哲学意义》一文，先后发表在《弘道》（香港）2017年第三期和《衡水学院学学报》2017年第五期。

在我看来，哲学家不是随便可以加封的。要能被称为哲学家，并不能只看他的简历，不能只看他出版了多少著作、发表了多少论文，不能只看他目前身居某著名学会会长、任某著名大学的博导，……而是要看他的学术成果到底是否真正称得上哲学成果，是否可以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所有学科都具有认识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细说起来，其实多数所谓中国哲学家的研究或论述的领域不过是在社会领域，而钱耕森先生原创的“和生学”、“大道和生学”、“大道和同学”却是经得起全面检验的哲学成果。

学者风范 侠士肝胆

钱先生对学问研究的态度是严肃的，因此当我遇到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经常会征求钱先生的意见。例如，对于“道法自然”的“道”，我与钱先生多次探讨之后，出版《汪注老子》时，已经根据与钱先生的探讨，定义为“道是指规律与本原”，而“自然”一词，仍沿用人们常用的“自然而然”。后来，由于看到一些人认为“道是指机制和原动力”，我觉得“机制和原动力虽然是道形成的要素”，但这种认识忽略了“道”的最重要特点，即“必然性”。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先将“自然”说清楚。经过思考，我尝试注释“自然是指存在的原动因和原动力自行形成、自行组织、自行平衡、自行支配的机制。机制，在社会学中，则是指“在正视事物各个部分存在的前提下，协调各个部分之间关系以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具体运行方式。”

钱先生回复：“道法自然”，指道含其派生的天、地、人……万物，都应遵循各自的本性与规律去生成与发展，即自然而然地去顺应万物客观存在的本性与规律去生成与发展，而不能人为地、主观地去干预万物各自的生成与发展，违背各自的本性与规律去生成与发展。所以，“道法自然”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一一仅供参考。

钱先生又回复：你拟给“自然”下个定义的初衷很好。但为什么大家都未采取下定义形式呢？“下定义”，是形式逻辑的要求。恩格斯早就指出形式逻辑只能解决家庭四壁之内的事儿（大意如此）。需要辩证法这种更高级的思维方式方法。老子的大智慧高智慧，超越了形式逻辑和一般辩证法吧？所以，大家都以自然而然、顺乎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诠释之。相对而言，比较接近老子的本义与大智慧吧。而不必以所谓定义强求之。等研究成孰了再说吧。你似乎把“道法自然”一会定义在自然界怎么怎么，；一会又定义在社会怎么怎么…。可老子所言则是以万物整体为对象的，宜注意之。一一仅供参考。

由此可见，钱先生对待学问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

钱先生对学问研究中的不同意见是持欢迎态度的。《弘道》编辑部收到一篇提出反对意见的稿子。编辑部出于对钱先生的尊重，征求钱先生的意见。钱先生十分大度地说，迄今这还是第一篇，听一下不同的声音更好。《弘道》于2016年第三期刊出该文。从这类事情可以看出钱先生的治学态度和胸怀。

但钱先生明确指出：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的“和”并非是任意的“和”，是有其特定的含意的“和”，即“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只有这种“和”才能产生万物，别的任何意义上的“和”都是不能产生万物的。这是史伯的独创与贡献，他把一般的“和”改造和提升成哲学的“和”。可是这位先生偏偏却置史伯的和于不顾，而津津乐道于那些不能产生万物的和。其实，这是用不能产生万物的和偷换了史伯能产生万物的和。这就违背了逻辑的同一律，而逻辑的同一律在辩论中是不能违犯的，而必须严格遵循的。

钱先生又明确指出：这位先生强调万物产生于“实”，又声称和不是实，所以和不能产生万物，云云。所谓“实”即“有”。“有可以产生万物。”但“有”却产生于“无”。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和”或是“有”或是“无”，岂不都是可以产生万物的吗？“万物生于有”，是常识；“有生于无”，是哲学。我们不能老停留在常识层面，还是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钱先生又明确指出：这位先生把“实”字当作生万物的“有”，是不符合史伯“夫和实生物”中的“实”的语词属性的。史伯“夫和实生物”中的“实”，是“副词。确实，的确。”这是商务印书舘出版的《古汉语常用字典》的诠释。翻一翻就不难找到正确答案。

所以，钱先生最后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我们还要老老实实补一补哲学和逻辑学以及古汉语的课呢。

我看过不少大厚本的哲学专著，如果从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看，一些学者确实是下了一番工夫，为后学者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是这些学者顶多算资料整理和研究者，或知识传播者，还称不上哲学家，因为哲学家的责任是将自己的成果用于指导一切领域、一切学科的认识和实践，而不能只在哲学研究的小圈子里自我欣赏、互相吹捧。目前研究中国哲学的绝大多数论述还停留在引经据典、以经解经、堆砌新词的层面，似乎只要前人说过，便可以引用作为依据，似乎新建一些新词便是创新。我对钱先生的“大道和生学的哲学意义”进行了检验，感到钱先生研究成果的普遍指导意义远远超过他们。

钱先生虽是学者，却有一副侠肝义胆。据说有一位著名学者在某次运动中，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被学校收掉了工作证，钱先生知道情况后，便主动联系，以自己组织的国际庄子研讨会的名义，邀请他到会，使其得以解脱。

钱先生还凭着学术功力和娴熟的文字功夫，多次帮助后学，仅仅我巧遇的几次，就见到今天学界的大学者，在当年尚未成名，来不及提交学术论文时，向钱先生求教或找钱先生救急，钱先生总是尽力帮助玉人以成。

钱先生值得写的东西很多，篇幅有限，先到此搁笔。

2018年11月6日修订于北京

（作者：汪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