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选择》连载七十五：中国人物画 中国人物画的历史走向

   第七章：中国人物画

   中国人物画的历史走向

   中国人物画是中国画中最难的画科。

    哲学家说：人是世间最完美和复杂的。以人为对象的绘画，从现代角度看，同时要面对五大问题：边线、空间、比例、阴影、好形。可以说一部人物绘画史就是对这五大问题的认知史。

   自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舞纹盆》起，线为形勾的观念业已滋生。边际线成为远古觉醒的艺术概括。对捕捉事物本质的“看艺术”的知觉，藉助线的概括，成功刻划了一个关于“人”的形状。这一形状的实质是依据线的符号和规则构建起来的话语文本。我们可称之为“人物范式”。形状作为艺术知觉的话语，它实质上是简化的过程，即由平衡而产生的有象征意义的话语知觉。从舞蹈者的话语中，我们感知到了方向与重力，这一致生平衡的二元因素，在简化的前提上向人们传达着运动、节奏、韵律等等有秩序的排列组合。它是乐的畅想，巫的礼仪，灵的召示。从中我们得到的又一启示是：线的艺术在结构上呈相出了对称性和重复性。结构造型在远古的苏醒时已具有了文本的句法规则，纹案在线的话语想象中，经句法的运算（结构生成的转换机制），告知了远祖思性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形性——装饰性。第三点重要启示是：线性造型已有效地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整体形象。它表示远古的艺术已对“形质”有了深入认识，即已认识到存在一个建立在整体或形式性质上的知觉，话语不过是这一知觉的文本，它用本源、古远的符号与规则，藉助艺术的创造把人

蔡群《元人曲意》34×34cm(中国美协会员，作品入列一系列全国美展，并获第八届全国美展银奖）

  的思性表白出来。线的艺术，通过有创意的“人物范式”，为“人”的呈相艺术奠立了基础：一个有关人物画表现艺术的共时性，即用语言来表达一种集体制度：于是一个有关人物的绘画法则基此诞生。   在从原型句里寻找基础的过程中，又一远古的感动便是龙风人面像。女娲与伏羲的传奇，让最有中华民族想象力的“龙”具获了观念标志。这种由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膀腾而演化的艺术想象，是灵、神、性的象征，它表示远古觉醒时人们在面对崇高与恐惧后的一种“英雄”象喻。女娲与伏羲的人首蛇身，一经龙的图腾，便为中华民族奠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龙飞风舞。人的精神在野蛮的低段已吐发了高级的想象——飞舞性。英雄的化象、艺术的化形、精神的化性，均在龙飞风舞中一步步地深刻与广延。在有关人的艺术话语文本中，再没有比飞舞性更具开天辟地的意义。它是高扬的史前光辉。是文明的远古开启，人们正是在飞舞的话语中看到了超越历史的艺术—一个关于人的精神的“意义状况”。这一状况是什么呢？是崇高所激发的情感、思想、信仰和期望，是礼与乐的精神飞腾。伴随着对恐惧的抗拒，对超然力量的渴求，对“战胜可怕的伟大”的认知，图腾由混沌而致英雄，英雄所具有的神圣使命感和超凡神力，致令一个神话诞生于人间，它就是父系社会氏族祖先的图腾。于是飞舞性演绎了巫术礼仪与原始乐章，礼与乐第一次在龙飞风舞中得到了制度（政刑典章与文学艺术）的升华，人们在飞舞性话语中体验的“意义状况”是诗、歌、舞的意志，正如《乐记.乐象》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就这样，诗歌、戏剧、舞蹈、绘画、建筑才在龙飞风舞中得以艺术的诞生。而崇高与恐惧、伟大与平凡、神圣与渺小等等远古美学范畴亦在飞舞中得以系统与深化。

   人物范式的英雄演义，使艺术由图腾走向了政治与历史。在《水陆攻战纹》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式期青铜艺术的进取美。这是新兴地主阶级霸气的生动写照，它已不是图腾的崇拜，而是谋略、意志、力量的崇拜，这一变化是极其深刻的。首先，理性的争鸣让思想成为力量的标志，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成为建构中国思想最为厚实的基础。“仁、义、礼、智、信”从心理与伦理上规范了内圣外王的人格属性（特别是孔子的志气人格说与孟子的伟大人格说)；“阴阳、道遥、虚无”则倡导了自然属性。一为入世之功利，一为出世之无为；进可兼济天下，退可独善其身，人物范式由英雄而致能伸能曲的大丈夫。这种儒道互补的两向认信实际上成为士者政治形象。

李宏勋《淡月相思图》89×50cm

（1944年生。中国美协会员，安徽美协理事）

  的历史标识。可以说这时的中国人物面，已有了社会图像、，参照模板、性情范畴，已有了本生像、精神像、艺术像。再者，《诗经》和诸子散文的立世，为中国美学开启了“赋、比、兴”的诗义结构，“叹、感、伤”的抒发结构，“精、气、神”的情志结构，“味、理、韵”的感知结构。中国人物画又基此而有了一个系统的美知。第三，政治文明进一步催化了线的艺术。自由，灵活、奇巧的金文书法演化，支撑了线性造型的取向。这种线的飞舞不仅是先秦精神的体现，亦是中国造型基元的体现，同时钟鼎金文还衍生了中国艺术的又一美知——印章美。

     “诗、书、画、印”的历史与逻辑的碰撞，使中国人物画独立于艺术之林、具有标志性的是《驭龙图》和《龙风图》。这两幅战国帛画向人们传输了一个信息：中国人物画具有了写实、勾勒、平涂、渲染、白描等等以线为主的结构话语范式。再一幅重要作品是漆画《车马人物出行图》，其意义在于：主题的风俗性、视点的平移性和结构的同形性。话语的结构同形原则得到了艺术的体现，画作者的意图是:在一个二度模拟空间中把三度生活空间真实地表现出来。继续艺术的进取，秦汉雄风以王者气度让人领略了大器与古拙。其一统的政治秩序、思想秩序，尽显秦皇、汉武的千古开拓。让人震撼的不仅是空前的兵马俑、空前的马踏飞燕，在领略空前的一往无前时，也领略了空前的琳琅满目与五彩缤纷。三皇五帝、巫仪神灵、忠孝节义、祥瑞丰和、达贵生活构成了艺术的主题，已出土的大量的帛画、壁画、画像画，都标示着人物画的空前时代。帛画更多呈相了屈骚精神，与儒理不同的是神灵的想象与浪漫的情象，艺术的灵魂在浪漫的奇思中具有了更为自由的超时空性。墓室壁画多呈相了墓主生前的显赫威风，与秦汉的皇权文化一体，门阀豪贵追求的也是迎风飞扬之美，它是力量、速度、运动的话语，而线的飞扬恰是这一话语文本的内核结构。画像石和画像砖的最大感动是叙述的感动。以朴、拙、重为手法的叙述性，用单纯的气势和率真的古拙向人们讲诉了一个艺术的传奇和艺术的时代。

      作者：陈雨光 陈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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