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人民艺术家 中美协理事 博导 李魁正《新姚黄系列·金丝冠顶》60×97cm(《视错觉》封面)
欣赏:姚黄昔立洛水兮,有宋当风;金丝现又冠顶兮,没骨为宗。
没骨画,自凹凸花而至姚黄冠,是中国画发生史重要的一脉。优秀人民艺术家、博导李魁正教授曾这样强调:没骨画是中国绘画艺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萌芽于南朝梁,形成于宋元写意及写真画兴盛的时期,尽管历史上不乏有徐崇嗣、钱选、孙隆、恽南田等诸名家,但是没骨画的光辉一直被院画和文人画所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新的时代,重新认识没骨画,使没骨画在全球化的今天发挥应有的光彩显得至关重要。为艺术而历史的李魁正,之所以具有书写者的价值,就缘于他步入历史时,“谢绝了虚荣,选择了革命,并用心灵书写向往生命的‘有我之境’!”这是笔者在《把握历史与未来的关节点-再论李魁正》(请参见《李魁正画集》)中提及的:艺术家是在用没骨引领时尚的辉煌时刻,藉泼绘扬弃了既得,选择了超越,为了中国画的根本,迎向新的曙光。有感于历史的生命,就有感于魁正兄对基准的向往,对自我的超越。 凹凸法是中国画根本之法。还有什么能比蔑视定势选择科学更具美感,更具真理的蕴义!
花鸟大家 李魁正《板桥笔意》41×43cm(《视错觉》P61)
第十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获奖画家 李蒸蒸《重彩工笔设色·陈雨光先生》65×53cm
陈雨光(憨牛),农历1949年生。选择美学与中国画视错觉学说创始人,艺术哲学家,传记作家。先后获得过十余项科研成果奖(包括国家级课题)。在经济、数学、计算机、数据库、量化交易、算法模型、美学、哲学、逻辑、整体论等跨学科领域,出版有十数部专著,发表有数百万字论文。其主要艺术哲学类代表著有《美的选择》、《视错觉》、《美的致生范畴》、《艺术的定向》、《性知觉》。书画鉴评本《唐诗三百首书画集》、《宋词三百首书画集》、《元曲三百首书画集》、《中国当代花鸟画作品精选》、《中国当代工笔画作品精选》;策划组织了《中国画三百家》。
《美的选择》首次在国内从艺术哲学的角度,对中国画学科体系的确立做出了两大基础性探索:第一,定义且回答了“何为中国画”,揭示了“察觉不到光线作用的绘画法则”。第二,创立了以视错觉动向力发生学为内核的选择美学,从整体论的范畴论,定义了“何为美”。
著作者是至今唯一耗时八年、约集了三百多书画名家,编写出版了填补空白的书画鉴赏版《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书画集》的诗评鉴赏家。
基于当代艺术家的深度交谊和研究,著作者在珍藏的《元曲三百首书画集》中,共获得百多位专业画家的大力支持,并收到了310幅精心创意的绘画原作。现今,许多书画大家己故世。随日时移,这部著作中的创作真迹和笔墨文范,己成为理解艺术的无法再获的瑰宝,尤其数次展览所引起的轰动,更证明,作为国粹“诗词曲/书画文”的超越时空神圣的崇高。
花鸟大家 赵梅生《郁金香》(此帧创意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视错觉》P5)
艺术大师 袁晓岑《元曲三百首书画集·张可久[落梅风]》68×68cm(憨牛居藏珍)
古直远道上一路走来的花鸟画,藉稷草崇拜、风骚文典、竹林精神、乌呜意象,己历历万年,三度陈仓,历史更向住新的创意空间。
中国花鸟画演绎的四度坐标、是由被称作近代四大家的徐悲鸿、齐白石、潘天寿、林风眠标定的。
中国画演义到晚清民国后,中国花鸟画凸显了独占枝头的自我感,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存在。决定这一现象的是《马关条约》后中华被折断脊梁的殖民化。
当时,历史与哲学的社会现实是:
殖民、买办、汉奸、割据、军阀、分裂、启蒙、抗争。
政治殖民买办汉奸化后,文学艺术不可能独善其身。
我严肃指出:今人眼中一些学高八斗的民国大师,本质不过是殖民化资本捧乐的汉奷文化买办的代言,如同现今,言必洋精一样,充其量是西学普适的跟屁虫——精致的极端利已的殖民文化的买办精英。
一些习惯离开背景空谈的人,对这种“艺术外”的分析可能十分不习惯,但决定形而上的基础若不明确,所谓的认知只能是荒谬。
国画大师 岑学恭《元曲三百首书画集·贯云石[清江引]》68×45cm(憨牛居藏珍)
本质的变化,是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认同论,不再成为“存在”的哲学本体。
以辛亥革命为精神的伟大孙中山,是唯一提出“国家本体论”与“人民本体论”的哲人。可惜,他的理想,至北上时,已人近黄昏,遗产,并没传继给有历史格局和哲学高度的“第二个——孙中山”,中华民国史,在最有希望的时刻,终因缺乏历史的“时代整合人物”,而遗憾、悲哀。
清末民初的中国画坛,在家国动荡的背景中,首冲的便是习成千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书斋文气。缺少自尊,却思古为梦的自以为是,在严酷的血与泪面前,肯定没有出路。以诗入经的想向,在西学东渐中完全丧失了拼力与信仰。可以说,以“介子园”为学的故步派,与海上、京门、岭南为风的新潮派,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较量。
断了脊梁无法直腰的文化本体论,至西冷吴昌硕金石刀顿的气节再现,中国胸度终在花鸟枝头又见纵横,这一少有的梅兰精神,打足了大江南北的意趣兴致。
在以诗入经的古道上,我感知,因西学东渐而引发的音乐性,对花鸟的呜唱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美的选择》指出这样一个命题:取向浪漫的近代运动,因开门传教,绘画的音乐性,成为一种启蒙。只是,这一研究,现今能深入的人,为数了了。
我尝试写过一些文句,现想概括一下,作为意引:
以诗入经的古道承传,范式,莫如“诗三百”。
孔子制典——诗三百,诗乐一体,尤其是“颂”,诗乐典仪,国家气象。这是规制为礼的精华。春秋后期到战国、秦汉以降,直至现在,几乎所有对《诗经》的认识都建立在脱离“咏唱和声”的单文之上。诗乐分离,是重大变故,经面对的是赤裸的文辞,诗与经这双方均遭藩篱,甚至偏差。
花鸟大师 娄师白《元曲三百首书画集·商正叔[天净沙]》50×90cm(憨牛居藏珍)
这对绘画,影响深远。以诗入画,文辞补壁,乐韵礼制全失,这已不是说诗经为“典”的规制本体。因为在春秋制典的规制中,诗与乐一体无分、一体为文。后礼崩乐坏,诗乐割裂,才有了以文入画,文辞为彩的演义。
前已提注,有明徐渭,是第一位注重音乐舞蹈性的艺术家。但恰如《美的选择》一再强调,真正在艺术中取向音乐的,是发端于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特别是垂向复调乐式的绘画发生,只有关注中古、开放、自由、情调的表现,才可言,县有真正音乐性平面艺术的诞生。
当今大家 冯霖章《元曲三百首书画集·无名氏[快活过朝天子四换头]》64×63cm
(憨牛居藏珍)
这是平面艺术,由雕塑性向音乐性转变的重要取向。《美的选择》在研究中指出,绘画艺术只有注重舞台咏叹式的节奏、旋律、和声、共鸣,而不单是体积、投影、线条、色彩,
只是,风骚传统被人文割断了。现想考据,都极难。所以,我非常慎用“浪漫”二字,因为,我国从古至今,从没发生过有科学意义的取向浪漫的文艺运动。这是被二百五美史盲歪解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范式,而不是作为艺术的取向。限于篇幅,我只能再次明确。
简单地讲,中国花鸟画演绎的四度坐标,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开始编识。
1918,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立,这是继翰林图画院的又一盛举,其要义,是首次提出以美为育的教学纲要。面对当时的中国画现状,年仅23岁的徐悲鸿,一针见血地指出:陈腐颓败,奋起革新。
改造中国画,自此,成为运动。
《美的选择》以为,千年中国画的超稳形态,因五四运动的西学东渐,开启了新的破题。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使中国人的思想习性发生了根本裂变。若重新审视三大传统背景空间,我们会看到一个由古典型向近代型的过渡图像。这是一个在中国发展史中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最全面、最深刻、最剧烈的转型期,是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 “不以道德论英雄,以推动时代进步论英雄”的全新视角。
癸卯学制与与两江师范的开启,意义非凡,美术有史以来成为科学意义的“学科”。这是艺术首次由经学到科学的分离。
美术类的公派“留学”,亦成为政权人才战略培养的意志。这对于先留日、再留欧的徐悲鸿,是他人难以想向的机遇。当十数幅作品入选法国国家美展,且以素描横空画坛后,徐悲鸿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开创者和奠基人。
徐悲鸿的论战结果,是徐氏体系成为“教课书”。中国画的讲堂,终于从“介子园”的藩篱中走了出来,让“地平线、高光、体积、阴影”成为范式。
花鸟大家 国务院特殊津贴授予者 于长胜《落霞》82×80cm(《美的选择》P381)
1928,近代中国美术史的重大事件,是徐悲鸿出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并起聘备受争议的齐白石为教授。一石千浪,白石横空,齐派花鸟,不再独立书斋,而是屹立殿堂,拥有平台,他提出似与不似之说,将传统文人画的美感情趣转向移位,用简、朴、拙的特殊范畴开辟了一个平民化、世俗化、民族化的艺术新天地。建国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齐白石因平台而成为世家,成为至今仍能左右定势的话语。白石老人的花鸟意义,一言难尽,有兴趣的,可参照拙著《大俗下里巴人 大雅阳春白雪——白石衰年变法论》。
在此仅想做徐齐比照。徐占尽天地人,属全教大的格局。齐则单于国画,无教学体系,案于画斋,故此,格局偏峰。
林风眠对四度变法空间的影响,更大是教范,虽然较徐缺少体系型的教学构建,但林的先趋影响,也属顶格。
就花鸟画而言,定立四度变法空间的天格者非潘天寿莫属。他能写画、立说、授教,1926年的出版《中国绘画史》,且兼任多校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这,让他齐身“有学说体系”的格局之中,这在当时画坛,数凤毛麟角。
潘氏因立画、立学、立教,在四度变法的空间中,影响巨大,除徐氏,尊为右者。
从变法空间看,这一历史格局,徐氏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立学与立教,是全方位、整系统,贯时空,既使今天,仍无人能比。
在《美的选择》眼中,中国画因鸦片战争、五四运动、西学东渐,恪守千年的超稳态格局,一变四方。重要的发生,是门派与科学的分离,画法——形而下,成为美育的“教课书”,笔墨基础,不再是角色程式,而是“综合课表”,绘画,自欧洲第一次与哲学大分离后,中华也进行了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离。
也许,徐悲鸿实践的改造中国画的系统运动,自1928起,至今并未完结。四度变法的影响,空前巨大。
四度变法的集成,是延安精神与红色经典的结果。中国花鸟画因此有了新的精神。总体说,这是一次最为强烈的政权意志的“大写意”,其深刻性、革命性、战斗性,无以伦比。花鸟精神,笫一次全方位走出书斋,用国家与革命——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为口号,挥洒红色的血液,图绘向往的新生。
当政权意志,用革命,书写无产阶级的国家蓝图时,花鸟画的传统怡情比兴,演义为抗争与和平、解放与民主,虽然这是一次较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取向,缺乏公民性与人民性,但它发生的深刻,是前不见古人!
几乎没有恰当的语言,评说这一深刻与伟大的取向。
俱往矣!
中国花鸟画的五度变法己向空间的构造者招手,只是,我们的今天还处在一个选择十字路口的过渡时期。走了几十年,以笔墨皴擦的类素描的宣纸上画调子的模式,刚刚受到质疑,双勾平涂的传统认知也远运遗忘在博物的封存框中。西方1850取向色彩的革命,五花八门,让花鸟眼睛中的思想,扑朔迷离,不知路在何方。
我多次试图从花鸟画的起源诠释这一困境。中国花鸟画的“有我”前途是什么?
说真的,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类素描系统应当休矣!
那选择呢?
要看基础如何延伸。
这就有了问题。
中国花鸟画的基础是什么?西方色彩革命取向又是什么?有交集吗?
《美的选择》认为,中国画的传统基因,是拼贴与平涂(烘染)空间,西方色彩革命,也是取向平面,色相的分层平涂,应该是塞尚取向反动的致因。
花鸟大家 齐良迟《元曲三百首书画集·无名氏[天净沙]》68×45cm(憨牛居藏珍)
困难是理解现代性。
我坚定认为否定传统绝非现代。
我理解的现代性,是公民的社会性,道德与法的自由性,国家权力意志的主体性,传统与现实可伸展的衔接性。
延安精神的横空出世,尤其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经典的发生,中国花鸟画的精神暇想,有了时代性,其特点,是徐氏的系统集成者,成功完成了国家与革命、集体与命运的演义,把以“红、高、亮”为主题背景的创作,推向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境况,从石鲁、关山月、于非阊、田世光、李古蝉、郭西河等等的精神抒发中,艺术看到了一种生机勃勃、百花齐放、力争枝头的全新气象。这是花鸟画集体对个人的分离,笔墨由关注自我,转向关注革命。
就是说,中国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笔墨不仅要有民族性,亦要有时代性,艺术教学,不再门派程式,而是科学教堂,徐氐体系的中国化范式——悲鸿奠基,具有他人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现有人攻击徐氏奠基,是真真的美史盲的二百五,完全无视时代的选择。
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齐良迟《元曲三百首书画集·马致远[天净沙]》68×50cm
(憨牛居藏珍)
如果从徐悲鸿筹备三年的新国画展算起,后来者的承前,把花鸟的精神,暇想为革命的崇高。至今,国家意志的主旋律重大题材创作,仍延袭着四度变法的红色取向,它己是一座高峰,不是一些二百五凭口水能淹没的。
以红色经典为标注的四度变法的目的是革命,结果却书写了经典。
向前的路,又处于十字路口。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陆如《釉上彩·花鸟》(《美的选择》P399)
选择的难点,革命后的现代性如何定义。
习惯了用无产阶级革命性思考问题的现代人,对于非集体的国家公民性仍十分陌生,自由的民主,在艺术上居于十分危险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这一方面是达达取向的波普效应,一方面是虚无主义,特别是新殖民主义的颜色渗透,让人无法辨别现代公民性的范式。对此,我曾论过,齐白石是少数的人民性艺术家,而非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家。但齐的巷弄市井的民风,更多是俗风,远没上升到经的程度,更不要说典。公民性的现代属性,是个人意志的道德与法的契约自由。严格讲,我们理解的现代自由取向,与当时英法浪漫的自由取向,本质不同,在现代启蒙上还有十分遥远的路要走,还有艰巨的臆识山峰需要翻越。
花鸟大师 郭西河《花鸟》69×136cm(《美的选择》P390)
近日,我在北京,带着小孙孙观看十四届全国美展,很失望。花乌画确实到了十字路口。目今的作画者,更多丢了笔墨,取向照片与装饰,乐好从像图中寻找肌理、且大工量地精工描制,看起来,即不是西画,又不是国画,貌于似与不似之间,延安精神讲究的我家气度没了,色彩革命讲究的拼贴空间也没了,东与西的长处均不见,只有一厢情愿随波逐流。
这是83达达波起后的最大尴尬。
否定集体意识的普适主义极端个人自由,说轻了,是美盲无知,说重了是新殖民颜色渗透。还是我强调的那句话,理论上可以探讨,实践上也可以摸索,但方向上不能达达化。国家意志的公民意识,确实是一项极侍明正的大课题。
需要看到,国家意志的主旋律指向,大的格局,仍隶属四度变法的集成意识,羽呜精神,如何成为现代的公民精神,中国花鸟画的现代范式如何精神为现代羽呜?
还是那句话: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书画大家 四川书协副主席 阎风《路》58×122cm(憨牛居藏珍)
中国花鸟画的历史取向,写到此,该需要一个美学层面的概况了。
我不想多言花鸟的本体论,而研讨方法论。对于前者,深感国内研究仍停留在民国的启蒙水平。我们没有康德和黑格尔,因此,没有民族本体的深刻。美学高度缺失,比如,目前一些人主张用意境感形取代美学范式,且打造中国美术史一一重回宗白华,这很可笑与幼稚。离民族本体论,十万八千里,越走越低级。
花鸟大家 高卉民《元曲三百首书画集·徐再恩[殿前欢]》69×100cm(憨牛居藏珍)
对于后者,可以说,当前的认知水平,仍停留在1910年前的启蒙阶段,我们没有阿恩海姆和贡不里希。在视觉形象的“知觉”方面,一些所谓专家完全门外汉,实足科盲和小学生。他们仍在用远离视知觉的,与造形豪无关系的空头理论,大肆骗人懵人。开口经估,闭口道德,但“形”的知觉力是如何发生的,一窍不通。这种可笑是完全用“非视觉科学”的非专业的空头深奥“吓唬”对专业本就一概不知的听众,他们越高深、越离谱,就越有“学问”,以致,他们忘了一个事实: 造像的方法论是在“二度平面中创意三度空间”的“可知觉的形性”。离开“形的科学发生”,从方法论讲,我真不知道这些“专家”在胡扯什么?
花鸟大家 赵梅生《玉洁冰清当属君》96×179cm(《美的选择》P346)
所以《美的选择》是一部重点从方法论思考的文著,它围绕的主线,是作为东方绘画的视知觉,与西法绘画的异同。
如果说,西方绘画的方法论,是“地平线、高光、阴影的光线法则”,东方绘画的方法论是“笔墨、平涂、拼贴的非光线的绘画法则”,那么,我们的呈相法则与空间理性,显然与西方不同,形性的构造原理也截然不同。这一点是首先必须明确的。
对于花鸟画的方法论,我坚持“镜象致形”的范式研究,提出“形为实之虚”的范式构架空间。
从本文论及的花鸟画发生与五度变法空间中,就方法论而言,它主要有三大脉络:
一是以风骚为诗意的造境范式。这中间的基础是“诗三百”与“辞离骚”——风骚范式,影像知觉为龙文化与鸟文化的云腾意象、羽呜意象和稞草精神。这在早期图腾研究和纹案研究中,有形性类别学,缺本体发生学。特别是远古,比如《山海经》,的呈相基因,何以为此“形”,几乎极少研究,是大大空白,以至,很难说清,我们从那里来。
二是以博物类“标志”的写意学研究。这也是大大的空白。对此,我和李魅正先生有过探讨,魅正兄与我意见高度一致,认为,如果沿着宋式美学的博物致境的写意精致之路前行,中国画可能致今是两种面貌。近日,我在故宫欣赏了终身难得一见的《千秋隹人》展,加之以往难见的宋元花鸟古卷,真的感慨万千。我想,如何国人不习性述而不著,真把博物致精的写意花鸟方法论,著为科学一一教课书,我们真有底气,在科学呈形上与西方谈经辩道。可惜,我们述而无学,终缺少一部摆得上殿堂的圣经。
花鸟大家 周北溪《元曲三百首书画集·张可久〔红绣鞋〕》99×52cm
(憨牛居藏珍)
三是文人画,方法上讲求笔墨情绪。这更多是一些知识趣味的书斋性情,书卷味胜于方法论——可以完全丢弃造型方法。无疑,这是东方的一种抽象,但小玩难担大义,比宋元前的直古精致,恐怕,不可能有相同评分。特别是时变压迫后性格偏激的“前遗”文气,在似与不似的“气愤”中,远离“形质”,偏颇地讲求书法性甚至漫画性,把绘画的本体发生是“造形”的方法论,完全脱形为恣肆的无定义的“涂鸦写意”,与宋式博物范式的“写意”,背道而驰,以致引起中国画视觉欣赏原则的极大混乱。所以,我坚持认为,涂鸦文人画是最让艺术难以说明的画种,画中有书,书中有画,致今,有类别,无理性,乱象横生。有趣的是,近几届标志性全国美展,已不见文人画,可能与当下绘者无文人,文者无绘技的现状有关。当然,要特别注释:文人画与写意画是两回事。就四度变法空间的四大家——齐徐潘林而言,无一人自称为文人画者,白石老更是极度鄙视文人画。这在新中国美术史中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改革开放后,有人再提“新文人画”,却始终不见代表作,反是以精工装饰为描绘的新方法论探索,占了上峰,一直成为画展主流。
当今大家 徐庆平《元曲三百首书画集·张可久[清江引]》45×62cm(憨牛居藏珍)
中国花鸟画的路,已走过上万年,从图腾的觉醒,到高贵的优美,从空寂的诗境,到苍残的苦涩,从古直的拙朴,到红色的崇高,中国花鸟画的寻美境遇,一次次演义着追求的深刻。
如今,在这条厚重的古道上,又停滞在了十字路囗,现代、公民、法德、个性,都需要对昨天做一个告别,可明天又是什么?
也许是和今天主旋律完全不一样的范式。
我能肯定的只有这一点:
中国花鸟画需要能够注释现代的美。
也许,明天会推演这样的命题:
超越
古直的高雅。
达于
平凡的脱俗。
当今大家 李蒸蒸《孔雀》137×68cm(《美的选择》P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