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山：美术馆大跃进时代，内幕与“潜规则”

李小山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出版多部专著：《中国现代绘画史》《批评的姿态》《阵中叫阵》《我们面对什么》。长篇小说有《作业》《有光》《木马》等。策划并主持过数十个艺术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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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中国的现实

作家毕宇飞告诫，不能乱问李小山是谁，“在中国美术界，没有人不知道小山。”在艺术圈外，李小山已完成了《作业》、《有光》、《箴言》和《木马》四部长篇小说。

“每晚6点之后，他就关掉手机，看体育比赛、读书、写小说，那是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南艺美术馆工作人员这样记者。在思维活跃的年轻时期，作家苏童、叶兆言、毕宇飞，诗人韩东都是李小山的“战友”，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单纯、纯粹、激情、理想”的年代。

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在南京艺术学院读书时，李小山的专业是国画。李小山回忆，在当时，对于压抑、封闭的学院气氛非常不满，想发出一点声音，结果误打误撞的成了“批评家”，而那篇搅动整个中国画界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也只是偶然为之。

对于纠缠了画界30多年的“中国画到底有没有穷途末路？”这一问题，李小山早已深感厌烦，他重复他的观点——“中国画不可能消亡，但是谈到能否再现辉煌，我只能打问号。”

李小山从来就不是一个圆滑的人，他敢于直面现实，他的批判极具锋芒、掷地有声。他会毫不留情地批评艺术界的“大腕”，同时也被人骂得“狗血淋头”。尽管如此，在他看来，“在一个谎话连篇，欺瞒成风，互相抬着走的时代里，一句真话抵得上五车学问。”

李小山曾经的身份是画家和批评家，作家是他工作之余的身份，而他现在真正的身份是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作为南艺美术馆第一任馆长，“甜酸苦辣都在心头”，上任之时，开馆展经费只有五万元，团队只有5个人。

发展至今，美术馆团队增加到目前的十几个人，举办展览百余场，双年展就有10余次，他相信，这个美术馆系统里最年轻的团队的战斗力绝不输于任何一家美术馆。

在担任南艺美术馆馆长之前，李小山曾担任南京民营美术馆“四方当代美术馆”馆长，已经“混迹”美术馆界多年，深谙中国美术馆系统的内幕与“潜规则”。

运营五年多的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自2012年开馆以来，已举办数百场具有影响力的展览活动、学术活动、公益项目

近年来，随着城市形象工程的转移，美术馆、博物馆兴建热潮席卷全国。国家文物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经各地文物部门年检注册的博物馆总数达到4873家，比2015年度增加了181家，“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据不完全统计，最近两年来，全国新建、扩建的建筑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美术馆就有十余家，而中小型美术新馆更如雨后春笋。中国的美术馆建设，正在用几十年的时间，要追赶欧美国家美术馆几百年的发展。

在这股非理性的兴建热潮中，中国的美术馆表面看似一派繁荣，实则乱象丛生，“租场地”成为公立美术馆的收入渠道，只要有钱有关系，阿猫阿狗都可以进入一度被视为神圣的艺术殿堂。而私人美术馆、个人美术馆则是趁机浑水摸鱼，干着官商权钱交易、中饱私囊的勾当。

在李小山看来，“现在的文化生态一团糟，离繁荣岂止万里之遥？”整个生态都如此，美术馆又岂能免俗？

记者首次就中国美术馆系统为题，与李小山进行深入访谈，李小山从美术馆现状、标准、问题等诸多方面，现身说法，直言不讳、一语中的，大胆指出中国美术馆发展中的种种“黑幕”。

不管何种身份，李小山都一样敢做敢说，借用毕飞宇的话——“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中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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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需求对西方来说也是一种刺激”

Q：南艺美术馆运营5年多了，也举办了不少展览，其中又有不少西方艺术展，在业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做这么多西方艺术展？

A：不仅是南艺美术馆，国内已经有非常多的国外艺术展，北京、上海也有很多，其它地方也有，有的展览级别、规格都很高，与以往相比，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说明什么呢？一方面是西方的一些机构和个人认识到，把作品拿到中国展出是不错的选择，认识到中国的受众市场、艺术市场之巨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需求对西方来说也是一种刺激，西方的艺术机构和个人愿意和中国的艺术机构合作。因此，不仅是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就是一些西方的经典作品，都来到中国展出。

坐落于上海“西岸文化走廊”的余德耀美术馆由印尼华人、收藏家余德耀所建，他于2017年获得“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2016年举办的“贾科梅蒂回顾展”被视为“全球最大规模贾科梅蒂回顾展”，也让美术馆获得业界认可

Q：正如您所说，上海、北京的诸多艺术机构都举办了很多西方艺术展，为什么在中国兴起西方艺术展热潮？ 

A：这算是全球化的结果，是相互交流的结果。全球化导致当代艺术不再被西方国家完全垄断，导致艺术去中心化的可能越来越明显。中国当代艺术也在各个国家——包括在西方国家的场馆展出，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在国际上的亮相频率越来越高了。

国内的西方艺术展已成为常态，不会再像以往那样，有一个西方艺术家或者西方艺术展来到中国，整个中国美术界都会引起一阵骚动，东西方艺术展来来往往已经是种常态了。就像现在中国旅游者到美国、日本、欧洲旅游已成常态，它不再是一种特权或面子。

2017年，上海昊美术馆以全球首家“夜间美术馆”的开放、运营模式正式开馆

昊美术馆开馆展“宣言：朱利安·罗斯菲德”

阿根廷观念艺术家莱安德罗·埃利希昊美术馆个展“虚·构”

Q：西方艺术展对于中国观众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A：从现代性的意义来讲，中国是落后的，需要发达国家、西方文明给我们以刺激和提升。近一两百年来，中国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贡献很小，微乎其微。中国的文明形态、文化形态脱离不开这个历史阶段。

与清末民初那时候一样，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思潮、西方著作的翻译，西方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大量进入我们的思想领域，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领域，西方艺术展也是如此，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

跨越两个时期的人都知道，改革开放前是一种什么状态，改革开放后又是一种什么状态。所以，对中国观众来说，西方艺术的意义就是打开视野，打开头脑，知道除了我们本土的、传统的文化艺术以外，还有另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就目前而言，他们比我们厉害，厉害得多。

当下的艺术家，以及艺术从业人员，乃至普通观众，要了解当代的文化艺术是什么，应该面对的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足迹，我们自己的源流。

Q：在很多当代艺术展览中，观众走马观花，很多小孩，甚至家长都表示“看不懂”，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情形？是美术馆的工作没做到位吗？

A：小孩看不懂很正常，许多大人也看不懂。其实艺术展览和电影一样，需要以分级制的角度来看——不是所有展览都适合于所有的人。艺术展面对不同的受众，效果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要求一个没有经过艺术训练，没有相关知识积累，没有任何铺垫的人去观赏那些先锋性、前卫性强的作品——这是勉为其难的，因为每个人对作品的欣赏都和他的教育背景有关。

就像广东，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只看“岭南画派”的作品，从小就受到这样的影响。他们中不少人连黄宾虹都没办法接受，林风眠也没办法接受，因为他偏食，欣赏口味已经固定了——像石膏一样固定了。

既然观众的欣赏能力很大程度是由教育背景所决定，那么在中国的艺术生态里，有的观众看到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作品，自然疑惑。由西方引进的很多作品，与中国观众的口味有差异，甚至存在一个断裂带。

Q：是因为观众不具备欣赏这类作品的知识背景？

A：即使是在具有了知识背景的情况下，每个人的趣味和偏好也不一样。比如说书法展面对的就是书法爱好者。据我所知，现在喜欢书法的人口数量比广场舞大妈还多，书法已变成了群众运动，和太极拳、瑜伽、跑步等等一样，成了养身健体的方式之一。

这种方式很好，又健身，在不知不觉中还提高了修养。但是不能因此夸大书法的价值，说成是中国文化的本源，这完全是叫卖什么吆喝什么，很可笑。我的意思是，欣赏什么，不能欣赏什么，知识背景的作用非常重要，马克思不是还说过，欣赏音乐需要有音乐的耳朵。

位于成都新津⽼君⼭脚下，由日本设计师隈研吾设计的知美术馆⾪属于花样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经过修整后，于2018年4月底重新开放

知美术馆展览“开”作品——森万里子《平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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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不是有一项本事？找钱啊！”

Q：中国美术馆业发展很晚，举办国际艺术大师展或者西方艺术作品展就靠近国际化了吗？

A：从操作层面上看，国际艺术大师展最吸引眼球，也最有人气，像毕加索，地球人都知道，举办这样的展览容易起到传播效果，与“国际”贴得更近些。

Q：一般来说，做一个西方艺术展的成本不是比本土展高得多吗？如何解决？

A：如果是我们自己全额投资的话，是很难做成功的。从我们馆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做西方的展览成本并不高，因为我们举办的西方艺术展大多是靠赞助，运输、保险等方面的开支都来自于赞助。 

Q：在赞助这方面，美术馆是怎样一种合作方式？

A：馆长不是有一项本事？找钱啊！赞助就是到处找钱，十网九网空，一网就成功了。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的美术馆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Q：您现在必须把找钱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美术馆馆长都应该做个“找钱能手”吗？

A：找钱是肯定的。南艺美术馆开馆以来我的许多精力都花在这上面。我从开馆起就在社会上找钱，我们馆今天取得的一些小小的成果，与这个分不开。找钱是有技巧的，而且每一个项目不一样，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看机缘。 

Q：美术馆的展览和活动的赞助情况是怎样的？

A：主要是一些企业赞助，国内和国外的企业都有。能够找到钱，能够举办活动和展览，同时又不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就做，各种方法都尝试。钱是双刃剑，有时需要我们付出，需要我们回报，但是付出和回报不能给美术馆带来负面影响，否则，我们宁愿不要这个钱。

Q：是因为美术馆的性质决定的？

A：我们是公益性的美术馆，不能做交换，更不能成为利益输送的机构。为什么叫赞助，不叫投资？投资要回报，赞助是无偿的，即使有所回报也是隐性的，两者性质明显不同，意义也在这里。

2017年10月，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由上海云月投资接手

Q：除了赞助，美术馆应该如何造血，维持美术馆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国外的基金会和赞助人制度，在中国可行吗？

A：美术馆不是企业，如何造血？它本来就是公益单位，所以需要社会各界的扶持和帮助。一般来说，政府税收的一部分是用于公益事业的，文教、体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不够的部分再靠赞助和其他的解决途径。

Q：批评家贾方舟曾表示，“美术馆作为一个学术重地，严重受到商业的侵染，有其客观上的原因——经费的不足，”美术馆真的是经费不足吗？

A：老贾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在中国，不是商业对美术馆的伤害，而是权力和金钱两股势力在伤害。而权力的伤害是最大的，把美术馆这么一个专业的学术机构硬生生地变成了行政部门，成了一个衙门。

为什么我要呼吁美术馆公开经费？因为它不透明，政府拨了款，是纳税人的钱，但是纳税人谁都不知道钱怎么花的，我们没有一个透明的收支情况和经费制度。

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由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在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出资1亿元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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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场地不就变成了大卖场吗？”

Q：说到美术馆，我们也想到关于“美术馆的国际化”这一问题，有什么标准吗？

A：美术馆的国际化标准不是具体的评判规则，不是用100分、98分、95分这样的标准衡量，但是我们可以从西方成熟的美术馆运营中看到一些基本的规范。这些规范就是好的展览、公教活动、学术活动、收藏体系等等。

我没有听说西方美术馆有收场租这一说。不像中国的美术馆，大肆卖场地，谁出场租，就把场地租给谁——这是从中国美术馆到各省市美术馆的一种普遍模式。随着物价上涨，场租费也水涨船高，成为各级美术馆可观的收入。

收场租办展览是一种亵渎，是对美术馆形象的严重损害。国家已对美术馆有了财政拨款，继续卖场地，收租子，什么意思呢？如果美术馆可以场租，财政部就可以开公司，你觉得合理吗？

缺钱是全世界所有美术馆的一个共同特征，但不能通过场租费这样一种低级的、偷懒的做法去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应该想方设法，在保证展览、学术研究、公教活动、作品收藏这些工作的基本品质的前提下，去找钱，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去寻找资金。

如果把中国美术馆到各省市美术馆的展览清单拉出来看一下，非常可怕，大部分是书画展览，因为租用美术馆场地的是以书画家居多。美术馆自主策划的展览非常少，甚至等于零。

美术馆本应提升观众对艺术欣赏的趣味，提升他们的欣赏水平，拓展他们对艺术认识的边界，加强他们对艺术知识的积累，但我们的美术馆不仅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相反，起了坏作用，通过不断的、低层次重复的书画展，误导了观众，让他们误以为这就叫艺术。

在观众的印象里，美术馆是展示艺术作品的殿堂，我们来这个殿堂是欣赏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艺术作品，如果美术馆一直是低层次的重复，不是误导观众吗？

2017年11月17日至26日，“典藏精品特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寒风中，等候进馆的观众队伍超过1公里

Q：失去了美术馆最主要的美育教育功能？

A：美术馆对于艺术的展览方式，早已经越过了按照“国、油、版、雕”分类的那个阶段，那种方式已经是几十年前上百年前的情况了。在当下，艺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视觉系统，它不仅仅是平面的，或者像雕塑这样的立体展示，当下的艺术系统还包含着观念、审美、反审美、各类视觉经验等方面，非常复杂。

艺术的概念，艺术的边界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面对，深入探究。但大部分美术馆严重滞后，与艺术实践完全脱节，仍旧停留在单调的“国、油、版、雕”阶段。

就体制方面而言，美协、画院、美术馆形成了互相关联的保守系统——这个系统非常厉害，他们吃着国家的财政，图谋私利，不思进取。他们打着“民族艺术”的旗号，理直气壮地举办着重复的书画展。

但是，民族艺术是原地踏步的代名词吗？就像一个没出息的人，依靠老祖宗压箱底的遗产过日子，这就叫败家子，是在败老祖宗留下来的家当。就算老祖宗留下了很多财富，作为子孙就不需要创造新的财富吗？

Q：相互之间的利益都在这个圈里，而且还掌控着资源和权力？

A：他们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叫体制。他们在其中掌握很多资源，但是这种资源并不与广大观众分享，而是在这个封闭的圈子里流转，被一小撮人垄断，其实就是分肥行为。占有资源，却不给观众提供丰富的产品，有的只是某种低层次的重复，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在全国美术馆工作会议上，我提议应该在每年的美术馆工作会议上，每个美术馆公布各自一年的展览清单、学术活动及公共教育清单，公布一年的费用清单——包括场租、馆内的开支情况。

美术馆是公益性单位，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应该给纳税人一个明确交代，你究竟做了什么？此外，还应该公布馆内的收藏清单，不能把收藏当作人情，收一堆废品。

Q：现在能做到公开、透明吗？据我所知，没有一家美术馆或者博物馆公开财政吧？

A：就像官员迟迟不肯公布财产，因为没有法律制度上的要求和约束，这是严重的错！不公开，说明心虚。全世界有多少国家实行了“阳光法”，官员就应该公布财产，否则你不要做官员。

美术馆也一样，有什么不可以公布呢？把每一年的财政投入、场租费、展览公教等活动，以及收藏费用统统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

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的松美术馆于2017年开馆，他表示，“美术馆群”是其另一个计划，中短期目标是在全国大中型城市建造20个美术馆，相对长期目标，是建成100个美术馆

松美术馆藏品：梵高《雏菊与罂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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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反对美术馆只谈特色，不谈标准”

Q：策划拿得出手的展览、活动应该是衡量一个美术馆的首要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标准呢？ 

A：国外重要美术馆自主策划的展览，常常成为国际艺术大事件，甚至成为艺术潮流的风向标。发达国家的美术馆，在学术研究上肯下工夫，非常厉害，在某些领域的学术研究，甚至不比研究机构和大学逊色。

学术研究会从另一个层面推动美术馆展览活动的品质，研究质量高，研究水平高了，学术研究过硬，怎么可能做那些烂展览呢？美术馆的门槛提高了，标准提高了，烂展览就进不去。

Q：就是说美术馆要展示给大家好的东西，首先要提升自己？美术馆的研究和学术机构、学院研究有什么不同？

A：博物馆是对以往的成果的研究，呈现历史文化形态；美术馆的研究目标是当下，是对当下的艺术思潮、现象、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追踪，展示、研究和收藏不久前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艺术事件和艺术作品。

美术馆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当然，一定要放在当下语境里，不能仅仅以孤立、静态地方式去研究一座城市，一个省，或者一个区域的艺术现象，要放在整个国际背景下来研究。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这样一种环境，所以我一直反对美术馆只谈特色，不谈标准。

Q：难道美术馆不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吗？

A：如果你喜欢吃臭豆腐，算是特色吗？还有人口味更重，重得没人跟你比，那样的特色有意义吗？如果你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你不在球场上按照足球规则去踢，就一个人拿着足球在场外玩，玩得再有“特色”，能把你放到足球运动员的队伍中评价吗？

如果你是个好的运动员，就要在规则的前提下，才能衡量你厉不厉害，没有规则，没有标准，或者自己定规则，自己定特色，那是自欺欺人。我们国内很多美术馆就是这样自欺欺人，一路混下来了。

Q：中国美术馆前馆长范迪安就曾提出“中国特色的美术馆”，还有研究者长篇大论地阐释理由，为什么不可以有中国特色的美术馆？

A：难道地球上分了“人”和“中国人”两种吗？如果不是这样，似乎就不应该有两种美术馆，一种叫美术馆，还一种叫“中国特色的美术馆”。我觉得我们太过于强调特色了，不是因为自信，而是心虚，自己搞一套，逃避可比性，实际上这也是意识形态口径在这个问题上的外延。

Q： 因为他们达不到那种标准，就以特色为借口，所以您不赞同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美术馆之路”？

A：我说了，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有关标准与特色之争的问题。我在这个行业呆的时间也不短了，我知道，我们的很多馆长是不合格的。

就像你是造冰箱、造汽车的，你都不知道现在冰箱行业是什么情况，就做冰箱厂的厂长，不是笑话吗？你造汽车，连通用、丰田、大众都不了解，造什么车？你造冰箱，造汽车，不和最好的企业竞争，搞什么特色，消费者理你这一套吗？

龙美术馆是由中国收藏家刘益谦、王薇夫妇创办的私立美术馆，已构成上海、重庆“两城三馆”艺术生态，是目前国内相当具有规模和收藏实力的私立美术馆

龙美术馆预计2018年11月3日举办“路易丝·布尔乔亚：永恒的丝线”，图为布尔乔亚代表作《母亲》

Q：国内主要的美术馆，差不多一半都是艺术家做馆长，中国的美术馆负责人是怎样的一种任选机制？

A：西方美术馆是按照美术馆馆长的标准进行招聘，重要的馆长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招聘，要符合美术馆馆长的管理要求和素质才可以担任。中国的美术馆馆长一律都是上级任命的，根据行政级别——比如说他是处级，就按照处级任命，是厅局级就按厅级任命，这样就成了干部任命，成了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大衙门里的小衙门。

Q：长官意志的任命方式导致了中国当前的美术馆馆长大部分是“业余的”？

A：它是行政官僚化一个具体表现，所以不要去问画家为什么当馆长，在这样的体制里，阿猫阿狗都可以当，画家为何不能当？各省市的美术馆馆长很多与美术馆专业毫不沾边，是领导任命的符合同等级别的“干部”，他们对美术馆一窍不通，谈什么美术馆管理？

Q：而且这些人进了美术馆之后，一是不了解美术馆的运营，另一方面还是按照老一套的运营方法管理美术馆？

A：那是肯定的，多了一个利益交换的平台嘛！当上馆长后，亲朋好友就可以沾光了，哥们兄弟都来了，又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链条和新的利益联盟。

Q：所以很多美术馆馆长实际通过展览和其他活动，公器私用，建构自己的关系和利益圈，美术馆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惯例”？ 

A：这才叫“中国特色”！据我所知，国内许多美术馆馆长热衷于办自己的作品展览，甚至公然在自己任馆长的馆里办展览，这是不对的，“公器私用”四个字很准确。其实，等他们退休了，再做艺术家，再办展览是来得及的，这样至少是避嫌的，人家无话可说。他们现在这么做，众目睽睽盯着，是需要勇气的，反正打死我，我也不敢。

Q：在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有一件未能实施的“方案艺术”，名为《拖走美术馆计划》。实施方案是在中国美术馆门前，放一辆大型拖拉机，将几十条绳索放射状地系在美术馆的门窗上，象征“拖走”，他把美术馆看作“代表权力的宝座”、是“上帝们发言的地方”，把美术馆视为一种体制的象征，美术馆是“体制”的产物？

A：关于“权力”的说法，福柯的论述在国内理论界最有市场。但是，与福柯的表述不同的是，中国的美术馆是真的具体的权力部门，因为它在一个大的权力背景里，完全受着权力的指挥和调度。体制化在西方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则是另一个问题，层面不同，内涵也不同。

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好起来，但是时间肯定是不短的，一百年？三百年？我不是算命的，不知道。但一定会好的。美术馆是整个社会生态中的一个标本，这个标本拿到实验室一看，都是一样的。现在的大学校长不就和美术馆馆长一样任命吗？第一是要听话的，第二是相同的行政级别。

Q：在前段时间召开的“两会”上，很多代表呼吁艺术家与行政职务脱钩，美术馆是不是也应该如此？您觉得能做得到吗？

A：先给这种呼吁点个赞！但是，在现有的体制下，这种呼吁是很天真，太书生气了。天不变道亦不变，道理很简单吧！

2018年8月17日，辽宁省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馆方宣称，一周内接待观众近十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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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做的工作对不起这样的平台”

Q：按照国际美术馆的评价标准，我们与西方的差距有多大？

A：我们很多美术馆不如商场。如果你去高端一些的商场——比如广州的正佳广场、南京的德基广场，里面很多店面的橱窗设计，包括店里面的商品的摆放，灯光、色彩的运用，比美术馆强得多，也讲究得多，符合你的期待，与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

如果你到西方的购物广场，比如纽约或者伦敦，虽然很多品牌店也非常讲究，但再好的商场怎么敢和大都会博物馆或者泰特美术馆相比，对不对？我们这里却是反过来，你去美术馆，很多时候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陈腐气息，展出一些在观念上和语言都停留在几十年前水平上的作品。

Q：西方的美术馆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具有成熟的制度和标准，中国在美术馆运营上还是摸索阶段，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西方模式？比如，为什么基金会制度在中国就行不通？

A：这个问题有意思，不过，我回答不了。西方还有更好的制度，譬如法治方面和人权方面，为什么我们拒绝借鉴呢？

Q：近年来，很多民营美术馆出现排队观展的局面，与其同时，很多国家级博物馆却寂然无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

A：国家博物馆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我一直认为，国博，包括中国美术馆，应该有更大的作为，这么好的平台，全世界也数得着，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对不起这样的平台。从地位来讲，中国国家博物馆相当于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说到底，不作为都是行政化、官僚化的结果。

卢浮宫排队观看达芬奇《蒙娜丽莎》的观众

Q：曾有一项全球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参观人数统计，国家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已经位居全球第三，您怎么看？

A：国家博物馆排名第三，是很丢脸的事，要知道中国14亿人口，排名第三，说不过去。百度老总李彦宏说，中国的网民比美国的公民还要多，这是肯定的，人家才多少人口？从人数来说，完全没有可比性。整个欧洲才多少人？中国多少人？

大英博物馆一年的参观人数有多少？有多少中国人每年专程去大英博物馆参观，又有多少外国人会专程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而且我一向怀疑中国的统计数据，水分太多，我不敢相信。它讲一百万的时候，我估计也就三十万。

2018年3月底，红砖美术馆举办了为期近半年的“奥拉维尔·埃利亚松：道隐无名”，地产商出身的馆长，也常常担任馆内展览“策展人”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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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美术馆建设全是低层次重复”

Q：国内美术馆很少有值得称道的展览活动，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处于美术馆兴建的高烧阶段，每个省，甚至每个县市都在疯狂建造自己的美术馆，一家比一家体量庞大、豪华。

A：不仅仅是美术馆的问题，体育场、音乐厅、歌剧院不是也在疯狂建造吗？因为国家领导人提倡足球，于是政府就规定每个地方要建多少个足球场，这是不是长官意志？是不是拍脑袋就定的事？他们不做任何调查研究，一声令下就开始建，不管你喜不喜欢足球，逼着你踢，简直是笑话！

Q：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博物馆数量现在已达3000多家，而且以年均50家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需要这么多美术馆吗？

A：根本不需要，现在美术馆太多，已经供大于求了。如果不解决运营机制和运营理念这样的问题，所有的美术馆建设全是无效的重复，或者说是很大的浪费。如果再造一万个美术馆，层次反而更低了。

Q：目前中国仍处于美术馆新建、扩建的热潮中，甚至在银川这样的地方，也计划投资17亿建造美术馆，背后到底有怎样的一种力量？是政绩需要还是社会需求？

A：不是社会需求，没有需求，是政绩冲动。以前的冲动可能用在改造城市道路或者基础建设上，现在转移了。城市改造完了，这上面挣不到钱了，就来造美术馆、音乐厅、体育场，还有图书馆——很多图书馆建在城外，巨大的体量，空调、人员的消耗都很大，但只有几个读者，这种浪费比美术馆还要严重，说起来它是公益事业，可是公众没有参与进去。

Q：在美术馆的建造上，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A：美术馆大跃进——大跃进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巨大的失败和灾难。我们对于历史错误从不好好反思，结果是不断地重犯。我提倡两点原则，一是常识，一是理性。你不能听人家忽悠你说太阳能从西边出来，你就相信了，常识告诉你不可能。还有做事要讲理性，不要老是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往往上当受骗。

Q：关键是我们美术馆的决策者都没有以上这两点？

A：西方有句谚语：要让一个人毁灭，先让他疯狂，疯狂就是丧失理性。我们的民族奇了怪了，按理说五千年文明，应该很老到、很理智了，但情况正好相反，就像一个老小孩——虽然年纪大了，却像小孩一样，感情用事、非理性、冲动。这是土壤的问题，决策者是从这个土壤中长出来的。

2018年5月底，谢素贞从宁夏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的银川当代美术馆离职，

这是她第五次卸任美术馆馆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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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名义建立的美术馆就是无耻无知的结盟”

Q：现在有很多艺术家个人美术馆、艺术馆、纪念馆，比如徐悲鸿、潘天寿都有他们的艺术馆了。另一方面，很多在世的艺术家也纷纷建立了占地面积很大、非常豪华的个人美术馆、艺术馆，这样的馆应该存在吗？ 

A：对于一些已经盖棺定论的艺术大师、大画家，为他们建立美术馆、纪念馆是应该的。因为历史证明了他们的艺术水准，经过时间的沉淀，大浪淘沙，把泥沙和一些小石子淘汰下去了，剩下的都是留得住的，为他们建艺术馆，陈列他们的作品，顺理成章，实至名归。

我记得2005年左右，南京玄武湖旁有一块空地，政府想盖一座个人美术馆，必须是江苏名人。自然，吴冠中是首选，因为徐悲鸿、刘海粟都有其名字命名的美术馆。他们知道我与吴先生熟悉，委托我联系，吴先生一口拒绝了。他说，我的作品如果将来有价值，后生会替我做专门的美术馆，如果时间证明我不行，现在盖了，以后也要拆掉。这就是境界，也是自知之明。

现在，各地正在为在世画家、艺术家兴建各种馆，数不胜数，我对这种现象归纳为一句话：以个人名义建立的美术馆大多是无耻无知的结盟。无耻在于所谓的画家、艺术家自以为是，毫无底线，用各种头衔和关系忽悠地方政府。

而地方政府的文化官员一般都是没有文化的，对艺术毫无判断力，只看头衔和地位。一边是无耻，一边是无知，两者一结盟，以个人名义命名的美术馆、艺术馆就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了，其局面真是惨不忍睹。

运营10多年的今日美术馆仍旧面临资金难题，必须考虑生存问题，先生存后发展

Q：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有10多年历史的民营美术馆、博物馆，特别是在房地产火爆的时候，依托房地产的民营美术馆也是数不胜数，什么原因导致的？

A：很多企业做私人美术馆其实是骗政府的地，既与文化发展无关，也与美术馆建设无关，本质上仍然是“权力寻租”——某些政府的头头，大笔一挥，批地给企业，企业以所谓文化项目的名义拿到地块，实质是互相交换利益。一边是骗地，一边是权力寻租，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了。

Q：由此产生的美术馆、博物馆就成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

A：是一个幌子。羊头是建美术馆，下面是狗肉——利益交换，做房地产生意。

Q：现在房地产也不好做，利润越来越小，是不是当初因为这种利益交换产生的所谓的私人美术馆又要迎来一波说开就开，说关就关的现象。

A：基本都是短命的。不规范和随意性是民营美术馆天然的弊端，房地产商达到拿地的目的后，先把美术馆的一万平方米变成五千，再把五千平变成一千，最后变成了洗脚房、按摩房；变成了商店、饭店。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建美术馆，直接把“售楼处”三个字改成了“美术馆”三个字。

问题在于，到时批地的官员估计也退休了，倒霉的是纳税人。几年前，仅南京就有三十多家所谓的民营美术馆，热闹非凡，很多现在连影子都没了。

Q：民营美术馆的存在被人形容为“拍脑袋说干就干、说关就关”，即使是运营了10多年的今日美术馆仍旧面临生存压力，民营美术馆是不是注定只能昙花一现？

A：根本上还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协调，因为民营美术馆没有政府财政投入，就必须在企业的税收上、基金会审批、个人赞助等政策上有所作为。

据我了解，一些做民营美术馆的投资商以为美术馆是盈利单位，是投入就有回报这么事，一开始便理解有误，接下来看到美术馆是无底洞，马上不乐意了，纷纷掉转马头跑走了。民营美术馆的困境是必然的，只有大环境变了，他们的生存境况才会跟着变。

2017年年底开馆的上海宝龙美术馆，其馆藏作品包括以1.95亿元拍得的齐白石《咫尺天涯—辛未山水册》、以1.28亿元拍得的黄胄《欢腾的草原》等作品

以宝龙美术馆领头的宝龙文化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会全面打通各个板块，形成一个完整的、

全方位立体化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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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作品实际上就是收藏艺术史”

 

Q：现在虽然是美术馆兴建热，但我们也看到，很多美术馆建成之后，只有建筑物，没有一件藏品，沦为“空壳”美术馆，没有藏品的美术馆，仅仅是因为囊中羞涩吗？

A：西方美术馆的许多收藏是靠社会和个人捐赠，美国、欧洲不少著名美术馆的经典作品很多都是私人藏家捐赠来的，他们有这种传统。在中国是做不到的，在不逼捐的情况下，中国的收藏家喜欢把藏品捂在手里，当作私人财产。

新建的美术馆想要有藏品，要花钱啊，没投入，哪来收藏？再说了，美术馆的公信力有瑕疵，人家不愿白白捐给你，怎么办？所以“空壳”美术馆特别多。

Q：您也说过，现在很多美术馆的收藏应该说是无效收藏，没有任何一家美术馆有自己的馆藏特色，甚至很多私人收藏家比美术馆要做得好，美术馆应该如何构建自己的馆藏？

A：私人美术馆的收藏是收藏家个人的钱，他们当然不会随随便便乱花钱，哪个民营企业像国营企业那么讲排场、乱花钱呢？再说了，在目前的态势下，私人美术馆性质真的很“私”，他们的藏品等同于财产，自己说了算，想藏就藏，想卖就卖，完全没有制约。

公家美术馆在收藏方面基本不设门槛，各种“特色”，各种关系，各种人情，不一而足，怎么可能“有效”呢？

一句话，收藏作品实际上就是收藏艺术史。那么，你懂不懂艺术史？理不理解当下的艺术实践，如何成为艺术史的一环呢？

英国伦敦萨奇美术馆及其馆内的谷文达作品

Q：最近几年，西方艺术品价格飞涨，其中不乏诸多中国买家，Artprice创始人埃尔曼表示，全球博物馆数量的飞涨是艺术品价格飞涨的主要原因。据了解，2017年，全球就有700多家博物馆计划开业，曾经盛极一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如今哀鸿一片，是不是和没有美术馆、博物馆的收藏和参与有关？

A：费大为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及西方资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在国内，除了一些私人美术馆收藏过中国当代艺术，公家美术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几乎是空白，首要原因是意识形态框框——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其次是运营理念的严重滞后；第三是美术馆运营不专业。各种环节加在一起，导致了当代艺术很难进入公家美术馆的收藏体系，眼睁睁地失去了很多机会。

Q：总的来说，优质的展览、具有管理能力的美术馆馆长以及丰富的藏品都是美术馆发展的支撑力量，在您看来，美术馆发展的核心是什么？

A：核心当然是展览了，没有展览，没有高品质的展览，要美术馆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