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中国画家笔下的四川

摘要：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关各地的文献史料可谓浩如烟海，数不胜数，这就是各地的绘画史或美术史。然而，从传统绘画来看，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山水、花鸟，在中国画家的笔下呈现出什么面貌？具有什么特点？这可以说还是一个空白。本文以四川为例，选择各个朝代画家们描绘四川的最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进行研究，这些作品秦汉之前均为四川本土画家所绘，秦汉之后大多为其他省市区画家所绘，人们会发现，如果将这些画作串连一起，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5000年（以四川茂县营盘山《飞鸟图》彩陶画为始）的四川历史画卷。虽然目前这种区域性的以画说史、以画证史、以画论史的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但其并不亚于文学、诗歌的影响力、传播力，在挖掘中华优秀历史文化资源的今天，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对于四川如此，其他省市区亦然。

关键词：历代  画家  描绘  四川  

有史以来，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有关文字的文献史料可谓浩如烟海，数不胜数。然而，从造型艺术的绘画来看，四川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山水、花鸟，在中国画家的笔下呈现出什么面貌？具有什么特点？这可以说是四川美术史的一个空白，也是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空白1。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空白呢？目前国内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有各自的美术史，如四川就有笔者所著的《四川美术史》全三册，部分省市区还有绘画史，但这些美术史或绘画史均写的是各自区域的美术家或画家及其作品，而没有包括其他省市区画家所画的描绘某个区域的绘画作品。《四川美术史》就没有将外省市区画家描绘四川的作品列入其中。目前，我们在文学诗歌领域有大量诸如“历代中国作家笔下的×地”“历代中国诗人笔下的×地”等的著述，然而在绘画研究中，却几乎没有诸如“历代中国山水画家笔下的×地”“历代中国人物画家笔下的×地”这样的成果。显然，这与绘画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是不相匹配的，与绘画在各区域文化中的特殊影响也是不吻合的。无论如何，作为一门学科，画家（无论其籍贯）特别是中国知名的画家，他们用画笔对某个区域面貌的描绘，对这个区域的历史、文化等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传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四川，唐代李思训《明皇幸蜀图》、宋代梁楷《李白行吟图》，就扩大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对巴蜀蜀山蜀道、对四川历史文化名人李白的深入了解，历1000余年仍弥久恒新。

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四川为例，以《中国历代画家笔下的四川》为题，进行一些研究。

兹对本文有关事宜做如下说明：一是“画家”的含义，不单指四川区域的画家，还包括其他各省市区的画家，即所有中国的画家。二是由于宋代（包括宋代）之前纸质绘画作品罕见，所以本文介绍的绘画作品，不仅包括纸质画、绢画、壁画等，还包括针刻画、镶嵌画、画像砖、画像石、漆（木板）画等其他绘画门类。三是本文中的四川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地理范围的含义，指历史上的巴蜀地区，即今川渝地区，但又不限于川渝地区。“巴蜀一体在秦基本形成，唐中后期剑南道分为两片，将巴蜀荆西陕南分为两片，巴蜀才分离。至元建四川行省，再次巴蜀一体，于今川渝分离。”（文艺批评家、文化学者刘大桥语）第二层是作品的含义，即这些绘画作品必须是描绘四川地域的作品，可以是山水风情，也可以是人物，甚至花鸟（花鸟很少，因为很难表现地域特点），但必须是描绘四川地域的，否则，无论画家多么著名，也不在此文介绍。

本文以中国历史朝代为顺序，限于文章篇幅和字数，只选择各个朝代、各个绘画门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研究和介绍。

1.唐林：《绘画四川五千年》，《四川日报》2022年3月4日第10版（报纸版）。

一、先秦  原始与神秘

先秦时期，古蜀绘画艺术较为发达。从新石器时代、商、周到战国的陶器、铜器、石器、玉器、金器之上，蜀地皆有精美的绘画作品呈现。如广汉三星堆金杖上的《鱼鸟人面图》、成都金沙遗址玉石上的《肩扛象牙人物图》、宜宾珙县的原始岩画《执伞状物的僰人》，等等，这些作品虽然粗犷、稚拙，但已具备了在平面空间展示形象的基本性能，可看出在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时期以线造型的特色已在巴蜀地区初步形成，可视为四川最早的绘画艺术之一，它们体现了这一时期古蜀国的原始与神秘。

（一）《飞鸟图》彩陶画

彩陶画，指在陶器上施绘彩色的图案画或写实画的作品。一般使用原始毛笔，所用颜色有红、黑、白等。考古发现的大量陶画中以图案画居多，写实画较少。1.彩陶可以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绘画之一，2.如：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等。四川先秦时期彩陶以川西地区出土最多，3.主要是四川岷江流域汶川县地区，它受到马家窑彩陶文化的影响4.。

 彩陶画《飞鸟图》（摹本）   原彩陶罐四川茂县营盘山出土

《飞鸟图》彩陶画，5.2003年阿坝州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共2件。其中1件为陶罐，在上腹一周10组半圆形内各绘2只飞鸟，共20只。这些变体鸟纹的飞鸟，配以草卉纹等图案，显得非常稚嫩、简单、古朴、纯粹，线条流畅、娴熟。由于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器均为本地制造的产品，6.故它们是生活在这一藏羌地区的先民们亲手绘制的。《飞鸟图》是图腾崇拜的产物，是史前蜀地艺术家对于神鸟倾注了热烈的情感及对于表现对象发挥独特艺术理解所创造的巧妙奇美的“抽象的鸟”。

营盘山遗址位于茂县县城凤仪镇附近，地处岷江东岸。茂县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一直是岷江上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遗存既有本土文化成分（为主），同时又有多种外来文化类型（如甘肃），并且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之间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

这件作品大约绘制于5500—5000年前，应是迄今为止四川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一幅手绘花鸟画。

四川早期彩陶画还有1992年茂县牟托村一号石棺墓（战国晚期）出土的、绘于一件双面牛头钮盖漆绘陶罐之上《圆脸人头像》，约绘制于2000年前，是目前为止四川发现的最早的手绘写实人像画，人头画面虽然非常小，但对于研究巴蜀地区早期人像绘画，弥足珍贵。

（二）《祭山图》针刻画

针刻画，也称为锥刻画，或以为用高硬度的刻刀所锲刻而成，完全以线条勾勒表现事物和人、兽。巴蜀地区利用錾刻方式和反复刻画方式7.制作的针刻画主要出现在德阳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玉器之上。这种在金片表面刻画阴刻纹之作法和玉器表面细阴刻线、具叙事性之图案，仅见于蜀地8.。

1. 吴诗池：《中国原始艺术》，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第97页。

 2.阮荣春、罗二虎主编：《古代巴蜀文化探秘》，辽宁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3. 陈剑：《川西彩陶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

 4.朱亮亮等：《史前彩陶上的绘画》，载《美术考古与美术史》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

 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载《2000 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2 年。

6. 蒋成、陈剑：《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 。

7. 肖璘等《成都金沙遗址出土金属器的实验分析与研究》， 《文物》2004年第4期

 8.李建伟：《商代黄金制品研究》，载《美术考古与文化资产》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

 针刻画《祭山图》（摹本）  原玉璋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祭山图》（也称《巫觋祀山图》《巫师祭山图》）针刻画，刻于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玉璋之两面，也称人纹边璋，这件呈刀形玉璋两面分别刻有站立的女青年（或巫师）、大山、跪坐的女青年（或巫师）。图案内容生动刻画了古蜀国原始宗教祭祀场面，反映祭祀神山及神山上神灵，1.祭山场面2.显得极为神秘。图案充分展示了古蜀美术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从此可窥知占蜀绘画艺术的水平和特色。3.其制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55—前1200年之间。现藏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广汉三星堆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800年一公元前800年，是中国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历史最早、规模最大的古蜀都城遗址。三星堆有太多的未解之谜，尚未被揭开。

这件刻有《祭山图》的玉璋是国宝中的国宝，是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简称《首批禁止目录》）中的国宝，与后母戊鼎、良渚出土玉琮王等国家重器并列。

与此相同的还有：刻于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上面《鱼鸟人面图》，其金杖也是《首批禁止目录》中的国宝；刻于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厚度仅0.02厘米的金王冠带表面的《鱼鸟图》，是与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金饰齐名的国宝级文物，等。

三星堆和金沙代表了初期古蜀文明最光辉、“亦殊玮瑰绝丽”的最高成就（历史学家谭继和语）。

（三）《宠物与狩猎图》镶嵌画

中国青铜工艺到东周时期开始追求绘画性，借鉴绘画艺术以线条造型的基本手法，以及复杂的构图，采用镶嵌的技术，在器物壁面刻画表现各种社会生活或神异的题材，内容丰富，构图完整，表现技巧卓越，因此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绘画表现形式，可称为镶嵌画，也称“铜器画”，或者铜器画像。

镶嵌画《宠物与狩猎图》（局部） 原青铜壶四川宣汉县罗家坝遗址出土

 1.李复华、黄剑华主编：《四川文物志·第二册·青铜器玉石器类》，《四川文物》编辑部2004年，第107页。

 2.（日）安田喜宪主编，蔡敦达等译：《神话  祭祀与长江文明》，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

3.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刊  第九辑  2013年 总第9辑》，第91页。

《宠物与狩猎图》，镶嵌于2003年出土于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二号墓的一只战国早期狩猎纹铜壶之上。壶腹部上、下各有四组图案。上层四组图案可称为“饲养宠物图”：左边一头牛，右边有一只禽鸟，下排一头类似鹿的动物，中间一人，半蹲状，伸手亲呢抚摸右边狗头。下层也分四组图案，可称为“狩猎图”：有禽鸟、怪兽、类似鹿的动物和牛。下排四个图形，有凶猛的怪兽，有人作弓步状持弋猎杀凶猛怪兽，有雄狮猎杀梅花鹿。画面纹饰非常精美，市局井然有序。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属于巴人文化遗存，距今3000—4700年，其研究尚待深入。

《宠物与狩猎图》是战国早期巴人所创造的艺术珍品之一。

与此相类似的镶嵌画还有：发现于1965年成都百花潭中学战国早期墓的一件铜壶之上1.的《习射采桑宴乐及水陆攻战图》，它是我国最早镶嵌画的代表作之一。此壶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那么，这些先秦时期的彩陶画、针刻画和镶嵌画的作者是些什么人呢？如果在商周之前，作者应该是制作这件器物的当地的工匠，因为在原始社会，所谓的画家还没有从劳动中分离出来；而商周之后，作者应该是奴隶，因为“进入商、西周奴隶社会以后，从事美术专工的画工是以奴隶的身份出现的2.。”

二、秦汉   富饶与奢华

自秦于公元前316年攻占巴蜀后，蜀地发生了划时代变化，至秦汉三国时，蜀地已被称为天府之国，“家有铜盐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华阳国志·蜀志》），当时四川甚至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一时期，蜀地制作的一些描绘四川的绘画作品具有世界知名度，如画像砖《弋射收获》《盐井》《市井》《鼓吹》等，画像石如《车马出行宴舞百戏图》《吻》等，漆画如《观舞图》《贵族生活图》《西王母图》等，壁画如《荆氏宴饮图》等。由于当时还没有所谓的大写意、小写意之类的绘画概念，可以这些作品是高度写实的，既呈现了四川盆地的富饶，又表现了蜀地贵族生活的奢华。

本节分为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壁画四个门类介绍。

（一）《宅门》画像砖

画像砖是盛行于东汉时期的一种墓室装饰材料，即用有各种浮雕图案的砖，镶砌在墓室的洞壁上，看上去如壁画一样。汉代四川画像砖指四川地区出土（主要从砖石墓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以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刻画细致又精巧而著称于世，堪称当时四川社会经济生活的百科全书。四川是中国汉代画像砖发现最为集中和最多的地区，出土地点主要在成都平原和成都平原周边地区。

东汉《宅门》画像砖拓片  原砖四川德阳黄许镇出土

《宅门》画像砖，也叫《屋门》或《甲第》，四川德阳黄许镇出土，砖高22厘米，长46.5厘米。今藏重庆市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本图描绘的是汉代成都平原一所宅院的前大门，院内两侧各有一树，右为柳，左似为榆。一鸟停于柳树上，另一些鸟正在飞回。画面虽然表现的是一幢建筑，但不如说是一幅最完美的风景画和山水画。院墙外杨柳依依，体现出满院春色关不住的盎然春意，让人不禁联想到住宅主人的富裕生活。它不仅是四川汉代庭院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秦汉绘画的代表作之一。

此图在中国美术史上甚为有名，在著名美术史家郎绍君等主编的《中国书画鉴赏辞典》中，成都画像砖仅收录四块，此图即在其中，与最有名的画像砖《弋射收获》《盐井》《鼓吹》并肩齐列。

1. 四川省博物馆等：《成都百花潭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

2. 华彬：《中国宫廷绘画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类似画像的还有：《采莲》画像砖， 四川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出土，新都文物保管所藏，《采莲》是四川画像砖抒情的代表作，甚至有人说，它开创了东汉山水画的序幕；《酿酒》画像砖，1979年四川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新龙乡出土，四川博物馆藏，等

（二）《车马出行宴舞百戏图》画像石

汉画像石为汉代墓室、墓地祠室、墓阙等上面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这种表面光滑、上面刻有各种图案、图形的画像石，出现于西汉末年，流行于东汉时期，1.主要用于建造墓室和地面祠堂四壁。四川画像石以棺椁碑阙之装饰为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雕刻精良。四川属于汉画像石范畴的主要有石棺、崖墓、石阙、石墓，不论线刻、浮雕（弧形浮雕）和圆雕三者在技法上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车马出行·宴乐图》画像石拓片（部分） 原石成都羊子山汉墓出土

《车马出行宴舞百戏图》画像石，成都羊子山（成都北郊驷马桥附近）一号墓出土，现藏重庆市博物馆，是早年国家文物局调拨到重庆的，今为重庆市博物院镇馆之宝。这是一组大型画像石，分为“宴舞百戏图”和“车马出行图”两个部分，由8块石头组成，全长1130.3厘米，宽45厘米，上有车12辆，人物117个，马56匹，犹如一幅长长的画卷。画像构图严谨，疏密有度，错落有致，动感强烈，反映了汉代官吏出行时的威仪和宴客时有乐舞百戏助兴的热闹场景。

类似的画像石还有：出土于成都金牛区曾家包汉墓的《农作·养老图》画像石，以养老图极为珍贵2.。

（三）《观舞图》漆画

漆画，也称漆器绘画，3.是漆器上装饰性的绘画，是以天然大漆为主要材料的绘画，漆画有绘画和工艺的双重性。巴蜀漆画历史悠久，最早可上溯到殷商时期的三星堆髹漆雕花木器，4.而到了汉代，可以说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巅峰。汉代蜀地漆画，包括蜀郡（治所今四川成都）、广汉郡（东汉时治所在今绵阳市东北涪县和今四川广汉市北雒县）制作的漆器上的绘画作品，在朝鲜乐浪郡、安徽、湖北、湖南等地均有发现，进一步说明，早在2000年前，蜀地的工艺美术已是非常先进和发达，这些当然是建立在蜀地的富饶之上。汉代蜀地漆画大部分是描绘上流社会的生活。

1. 倪志云：《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研究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268页。

2. 余德章、黄剑华主编：《四川文物志·第三册·画像砖画像石卷》，66页。

3. 邵学海：《先秦艺术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395页。

 4.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载《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年。

《观舞图》漆画（摹本.局部） 原玳瑁盒朝鲜乐浪郡城遗址出土

《观舞图》，也有人称之《羽衣舞人图》或《胡人舞蹈图》，1925年由日本东京帝大文学部发现于朝鲜乐浪郡城遗址东汉王盱墓。此图绘制于一玳瑁小盒（饰品盒）的玳瑁薄片上，中央有叶状4枚，叶尖有长帽裘衣人物4人，大概在表演汉代的四裔乐。上段左坐二老人，右坐二妇人，为观舞蹈图。下段中央裾坐的男子，大概也是扮演舞蹈姿势。左右二女二男，也在观舞。观舞者当然是贵族们1.。

之所以说《观舞图》是蜀地制作的，是因为朝鲜乐浪郡出土的一些漆器上有“蜀西工”“蜀郡西工”“广汉郡工官”铭文，说明它们制作于今天的四川。朝鲜乐浪郡（公元前108年—313年）是西汉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攻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设置的汉代四郡之一。

这幅《观舞图》漆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极其著名，在《中国书画鉴赏辞典》一书中，新石器时代至秦汉各绘画门类仅收录50件绘画作品，如《鹳鱼石斧图》《舞蹈纹盆》等，每一件都名闻天下，《观舞图》即在其中。

类似漆画还有：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大将军朱然墓出土的《宫闱宴乐图》漆画和《贵族生活图》漆画，前者上绘55个形象不同的人物，是一幅世所罕见、精妙绝伦的大型漆画，后者分别描绘贵族们宴饮、出游、娱乐、梳妆情景。现均藏安徽省马鞍山市博物馆，其中一件是《首批禁止目录》中的国宝。之所以说其它们是蜀地画家所绘，是因为该墓出土部分漆器上有“蜀郡造作牢”“蜀郡作牢”的铭文。

（四）《荆氏宴饮图》壁画

壁画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四川是中国最早有壁画并十分著名的地区之一。早在东晋，书圣王羲之曾托请他的朋友、益州剌史周抚将军，帮他摹写成都学堂（周公礼殿）的壁画，说明蜀地壁画在东晋之前就已声名远扬著。2.不过，由于壁画的不易保存的特殊性，这些地面上的汉代壁画早已不存，现存的东汉壁画仅见于墓室，且大多不完整或仅余单幅，如绵阳三台县柏林坡1号墓的《宴享图》《升仙图》等，硕果仅存的只有《荆氏宴饮图》了。

1. 唐林：《<观舞图>   蜀地或是中国水墨画源头》,《成都日报》2020年11月16日第10版

 2.唐林：《王羲之与四川》，《文史杂志》2022年第1期。

壁画《荆氏宴饮图》之一   四川德阳中江县民主乡塔梁子崖墓3号墓

《荆氏宴饮图》，壁画，东汉，今位于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民主乡塔梁子崖墓3号墓第三重墓室的左侧室内的石壁上，壁画8幅。上层4幅基本保存完好,色彩鲜艳，下层4幅已脱落、模糊。画面可以直接图解，有主人、待从、文吏等，场景内容均为东汉荆氏家族的宴饮图。壁画上的约200字墨书榜题，从榜书可知，墓主人荆氏先祖原是朝廷高官，后得罪皇亲国戚，被贬入千里之外的蜀地，然而，在远离政治中心的穷乡僻壤，其一家人仍然享受着优渥的生活。塔梁子这种连环画式的崖墓壁画，在全国独一无二。

《荆氏宴饮图》是中国南方最早的壁画1.。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秦汉（包括蜀汉三国）以前，画像砖、画像石以及漆画这三大类画，是四川绘画的主要的绘画形式，但在秦汉以后，在四川地区几乎不复出现，这与进入魏晋蜀地动乱有关，也与经济水平下降，但更与墓葬风俗变化有关。汉代最崇尚厚葬，汉代之后人逝后大多就是薄葬了。画像砖、画像石以及漆画这些物品，本来就是墓葬的产物，厚葬不复，也就失去的制作它们的原动力。当然，还与纸的出现有关。公元105年，蔡伦发明了纸，魏晋南北朝时期，纸由于产量高、价格低而广泛流行了。作为绘画的材料，纸张代替了其他材料。

富饶与奢华可以说是秦汉时期描绘四川的代名词，其中，富饶在画像砖表现尤多，奢华则在安徽马鞍山朱然墓漆画里表现得最为充分。

三、两晋南北朝隋唐  安定与浪漫

两晋南北朝时期，蜀地社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隋朝时间太短。入唐之后，除了少数战乱之外，蜀地整体上是全国最安定富庶的地区之一。在绘画方面，唐代体现得更为充分，尤其是唐朝两个皇帝唐玄宗、僖宗入蜀避难，中原大批著名画家也随之入蜀，如吴道子、王宰、孙位、薛稷、卢楞伽、韦偃等，“蜀道僻远，而画手独多于四方”（宋代邓椿《画继》），加上蜀地本土的众多画家，唐末时期，全国绘画最兴盛的地区是巴蜀，而其中心在成都，“举天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宋代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当时产生了许多描写蜀地风光的著名作品，如吴道子、李思训分别绘制的《嘉陵江山水三百里图》、诗佛王维画《剑阁图》《蜀道图》，以及规模可与敦煌壁画媲美的成都大圣慈寺壁画，等，惜这些数不胜数的作品早已灰飞烟灭，不过，作为安定与浪漫这个唐代蜀地的主要基调，可从现存的《明皇幸蜀图》和《李白行吟图》两画中略见一斑。

1. 唐林：《<荆氏宴饮图>  中国南方最早的壁画》，《成都日报》2020年12月14日第10版。

（唐）李昭道《明皇幸蜀图》（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明皇幸蜀图》

《明皇幸蜀图》，作者传为曾官至右武卫大将军李思训之子、唐代著名画家李昭道。绢本，设色，纵55.9厘米，横81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图描绘安史之乱（755年）中皇帝唐玄宗逃入四川这一事件，表现“嘉陵山川，帝（唐明皇）乘赤缥，起三骏，与诸王及嫔御十数骑，出飞仙岭下，初见平陆，马皆若惊，而帝马见小桥作徘徊不进状。”（宋代苏轼《书李将军三鬃马图》）画中写尽蜀山蜿蜒崎岖之形貌，远山与云霞相接，万木披绿，泉流潺潺。行人策骑登山，有唐玄宗骑马将过桥，马匹受惊等细节。

李昭道，生卒年未详，在山水画上的成就，画史上早有定论，唐代美术史家一致推崇为“国朝山水第一”，“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湍濑潺湲，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岑之幽。”（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而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后世多称唐明皇，入蜀时间为天宝十五载（755）7月.玄宗逃亡到成都以躲避安史之乱，共计18个月1.。

《明皇幸蜀图》产生最深远的背景就是因为蜀地的安定，唐玄宗才得以入蜀避难。李昭道《明皇幸蜀图》是中国美术史100幅名画之一。

由于此画影响很大，自古多有摹本和写本，并藏于世界各地，如日本大和文华馆、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等。2.历代画家们笔下《明皇幸蜀图》虽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那就是蜀山险峰为主，高山巍峨，烟云叠嶂。蜀道太难了，所以重山峻岭中四川盆地成了乱世中的一方净土。

 1.参见李敬洵分主编：《四川通史》（两晋南北朝隋唐），59—60页。

 2.闻沨：《江西宜丰瀚道博物馆藏赵伯骕款<明皇幸蜀图>手卷》，《东方收藏》2012年9期。

（宋）梁楷《李白行吟图》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二）《李白行吟图》

《李白行吟图》轴，纸本水墨，纵81.2厘米，横30.4公厘米，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此图中的李白侧身而立，画家只用了几乎数得出的几根线条，略加粗细浓淡的变化就完成了，然而就是这寥寥几笔，就将成长于四川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疏放不羁的个性，“一生好人名山游”潇洒浪漫的神情，刻画出来，传神得让人叫绝。

此画作者梁楷，生卒年不详，东平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南宋大书画家，宫廷画家，善画山水、佛道、鬼神，喜饮酒，酒后行为不拘礼法，人称是“梁风（疯）子”。创“减笔”泼墨画，对后世写意画有较大影响。代表作《泼墨仙人图》为中国美术史100幅名画。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出生于西城碎叶，5岁随父迁回内地，住剑南道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市）。1.开元十三年（725）25岁出川，在蜀期间长达20年。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梁楷的《李白行吟图》，被誉为中国写意人物画稀世珍品和减笔画的代表作。梁楷笔下的李白是唐代蜀地人民大气、豪迈、浪漫的代表。

安定与浪漫是隋唐时期蜀地的主要基调。如果没有安定，唐明皇就不可能从长安（今陕西西安）避难蜀地一年多，并一度改成都为南京，也不可能有后来的唐僖宗避难成都四年。2.如果没有安定，诗圣杜甫也不可能千里迢迢投奔蜀地。同理，如果没有浪漫，唐代的蜀地当然也不可能产生象李白这样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四、五代两宋  享乐与乐观

五代两宋，如全国一样，除了南宋末期抗元之战的四、五十年，蜀地十分富裕，这一时期描绘四川的作品史载的不少，如黄筌、黄居寀父子同绘的《青城山图》《峨眉山图》，五代画家成都人李升绘《雾中山图》（大邑雾中山）、《汉州三学山图》（汉州即今广汉）、《彭州至德山图》，等等，不过，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作品早已不存。不过，从传世的数幅绘画作品可以大概了解当时蜀地的整体风貌，譬如，《王蜀宫伎图》呈现了上层人士的享乐，《苏东坡像》表现了蜀人之乐观。

 1.（唐）李白著，鲍方点校：《李白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页。

 2.潘殊闲：《成都：杜甫笔下的“轩然大都会”》，载潘殊闲《李杜论稿》巴蜀书社2021年版，第317页。

（明）唐寅《王蜀宫伎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一）《王蜀宫伎图》

《王蜀宫伎图》（又名《孟蜀宫妓图》《四美图》），唐寅绘，绢本设色，纵124.7厘米，横6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它取材于五代西蜀后主孟昶的宫廷生活，画面上四个歌舞宫女正在整妆待君王召唤侍奉，她们头戴金莲花冠，身着云霞彩饰的道衣，面施胭脂，体貌丰润中不失娟秀，情态端庄而又娇媚。画上有唐寅题写的诗句，抨击了蜀后主荒淫糜烂的享乐生活。

唐寅（1470—1523），明代画家，字子畏，一字伯虎。吴县人，“吴门四家”和“吴中四才子”之一。此画绘于1523年。唐寅一生均在江南、东南一带活动，从没涉足蜀地。

孟昶（919―965），初名孟仁赞，字保元。后蜀高祖孟知祥第三子，五代十国时期后蜀末代皇帝，在四川称帝30年。孟昶在位时，生活极度奢侈。譬如：“孟昶一锦被甚阔，犹今（清代）之三幅帛，而一梭织成”。（嘉庆《四川通志》卷197《纪闻》）。

《王蜀宫伎图》是吴门画派作品精品之一。1937年由著名收藏家张伯驹（1898—1982）购得，后捐献国家，再由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类似的还有传为黄筌的《芳淑春禽图》。黄筌（约903—965），五代成都人，四川成都本土最著名的绘画家。由于黄筌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均在蜀中，这幅画应该是他留下的描绘当时蜀地风光或者宫廷风景的作品，体现了五代后蜀时期蜀地美丽可爱的风光和安逸舒适的生活。一般认为，黄筌公认的唯一真迹仅《写生珍禽图》（100幅中国名画之一）一幅。不过，有一些专家认为《芳淑春禽图》也是黄筌的真迹之一，甚至有人认为此画充分体现出黄筌作为花鸟名家又兼擅山水，常在丘壑、意境和笔墨上进入较深层的境界，是远在《写生珍禽图》之上的精品。四川大学韩刚教授撰写有《西蜀“画院”有无考辨》一文，对黄筌当时在后蜀宫廷的身份进行了深入研究。

（现代）张大千《东坡先生笠屐图》（局部）  四川省博物院藏

（二）《苏东坡像》

《东坡先生笠屐图》，纸本设色，白描画法，纵110.5厘米，横81厘米。1947年张大千绘。四川省博物院藏。图中苏东坡头戴斗笠，脚蹬木屐，肩披长袍，右手拄杖，左手拈须，踉踉跄跄行走在雨中。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市）人。他是北宋杰出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方面，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书史并称宋四家，他还是著名绘画流派“湖州竹派”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位罕见的天才。

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字季爰，法号大千，别署大千居士。四川内江人。张大千是天才型画家，徐悲鸿赞他是“五百年来第一人”1.。

《苏东坡像》，宋代及宋代以后的大画家很多都画过，从北宋与苏东坡同一时期的朋友李公麟、元代的赵孟坚、赵孟頫、任仁发、钱选，明代的唐寅、仇英、尤求、曾鲸、张宏、朱之蕃、陈继儒、孙克宏，清代的费以耕、黄慎、李觯、华岩、余集、居廉、张廷济，直到近现代的陆恢、王一亭、张大千、程十发等，其画家名声之大，作品数量之多，远超四川其他历史文化名人，即使大诗人李白也无法与之相比。

那么，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画家如此爱画苏东坡呢，甚至“人人都爱苏东坡”（四川作家姜明语）？理由很多，但艰难困苦中保有乐观精神，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苏东坡是蜀地人民乐观精神的代表、标志、符号。

类似的有：《无准师范像》，佚名画家1238年绘，现藏于日本京都东福寺。无准师范（1179—1249），南宋绵州梓潼（今四川绵阳市梓潼县）人，中国南宋时代禅林中最杰出的禅僧。此画是无准师范的日本弟子圆尔辩圆离开他拜师的杭州径山寺时，请杭州画师画的师傅无准的画像，并请无准题了赞语，然后带回日本的。圆尔辩圆后来成为日本国师。画中，无准大师穿着色彩鲜艳的衣袍在正襟危坐，面容慈祥，双目圆睁，眼角的纹路和微笑透露着坚毅。此画是日本国宝。

五、元明清  乱世与向往

由于战争内乱等原因，四川在元明时期几近荒芜，也无什么绘画作品，“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来几已尽矣”（元代虞集语），清初则是“四郊廓落农人稀”（清代余榀语），四川是随着“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至清代中晚期才获得真正发展（历史学家陈世松语）。这一时期描绘四川的著名作品多是外省作家，如明代仇英的《剑阁图》、谢时臣的《蜀道图》，甚至还有日本大画家天章周文的《蜀山图》，清代龚贤的《天半峨眉图》、方熏的《蜀江山水二段卷》等，不过，集中表现这一时期四川社会面貌的应该是《杨升庵簪花图》与《迎春图》这两幅作品，前者表现了四川大部分岁月皆为乱世的的现实，后者则表现了蜀人度尽千般劫难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徐悲鸿:《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载《张大千画集》序，中华书局1936年版。

（明）陈洪绶《杨升庵簪花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一）《杨升庵簪花图》

《杨升庵簪花图》，立轴，绢本，设色，纵143.5厘米，横61.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作品描绘明代四川唯一状元杨慎（号升庵）因“大礼议”被贬谪到滇南后，以胡粉涂面、发结簪花、请伎捧觞、招摇过市的怪诞行为，将杨慎倔犟不羁的风骨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于云南永昌并最后死于边地。他一生博学多闻，著作达400余种。《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第一”，著述之富，三百年内无与比者。

此图作者陈洪绶（1599—1652），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诸暨（今浙江诸暨)人，崇祯年间召入内廷供奉，明亡后，入云门寺为僧，后还俗，鬻画为生。陈洪绶一生中从没来过四川，两人也不相识，杨升庵去世40年后，他才出生。陈洪绶是因同情因政治而受困的杨升庵而作此图的。

《杨升庵簪花图》是著名画家陈洪绶优秀人物画作之一1.。

类似的还有：现藏法国巴黎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费氏先茔图》，此画是石涛于1702年为费密所绘的一幅图，描绘的是清代四川新繁县（今成都新都新繁镇）的城墙与城内的建筑，以及费密先人茔墓的青碑。费密（1625—1701）是清代中国著名学者、诗人和思想家，新繁人，清初蜀中三杰之一。石涛（1641—约1718）是明末清初大画家。当时，两人均居住于江苏扬州，是好友。此图是在费密去世之后，石涛遵守与费密生前的承诺而画下的。费密自30岁离开故乡，直至病逝，始终未能重返故乡。有家不能归，不只是关山重重，路途艰难，更多是兵荒马乱，无法启程。

（清末民初）黄瑞鹄 《迎春图》（局部）  四川绵竹市文管所（博物馆）藏

1. 张晨：《陈洪绶的<杨慎簪花图>》，《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二）《迎春图》

《迎春图》，纸本，绘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画手稿，横披，共四幅。每幅纵48厘米，横150厘米。现藏四川绵竹市文物管理所（博物馆）。《迎春图》以清代四川绵竹县城为背景，以460余个栩栩如生、造型各异的人物，表现了清代末期在鳞次栉比的绵竹街头浩浩荡荡“迎春、游春、抬戏、打春”的场景，生动地再现了清代民俗风情，反映了四川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是一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清代风俗画巨作。

据文献载，清初四川连续战乱长达四五十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省在籍者仅1.8万户，估计不足10万人。全川满目荒凉，人烟稀少。康熙中叶，清朝政府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外省移民四川，史称“湖广填四川”。至道光二十年(1840)增加到3833万余人，占全国人口的10％。这造成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期间，四川社会迅速发展。此画即绘于同治之后较为太平的光绪年间。

作者黄瑞鹄（1866—1938）系四川绵竹城关人，是生活于清末民初在绵竹的享有盛名的画师。

《迎春图》是国家一级文物，堪称清代四川的《清明上河图》。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描绘四川的著名绘画作品中，画家们的地域性在不同历史时期非常明显。在秦汉（包括秦汉）以前，描绘四川的绘画作品几乎全部是本地人绘制，如画像砖、画像石、漆画等。秦汉以后，随着巴蜀地区对外开放，古代（清末之前）描绘四川最著名的绘画作品，大多是由外省画家绘制的，这些从没来过四川但却描绘四川的画家，笔者称其为“不入蜀也知画意浓”，它与现代画家“入蜀方知画意浓”1.，均是中国绘画史上值得研究的现象。

结  语

综上所述，尽管在历代中国画家描绘四川的作品在一些朝代非常之少，如元代和明代，但是如果将这些描绘四川的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串连一起，呈现在人们面前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从新石器时代到近代5000年的四川历史画卷。

那么，这些绘画作品怎么会产生如此魅力哩？这是因为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与文字一样，与文学诗歌一样，具有记载历史的功能。通过绘画作品，人们可以更生动、更具体地认识历史、再现历史，甚至回到活生生的历史中去，譬如著名的四川绵竹年画《迎春图》，人们在长达6米的画卷里，从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从马、车、轿，从各有特色的房屋、门楼，从唱戏、舞狮等节庆活动，等，可以了解到清末四川一座小县城热闹过节的场面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还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服饰特点、社会风俗、人们的精神风貌等。如同几年前进入中国文联、国家财政部、文化部共同主办“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四川（籍）画家的中国画《李冰与都江堰》（梁时民、李锛、张跃进）一样，保存和收藏历史，是绘画作品的一个重要作用。

本文仅以绘画四川为例，其实，类推至中国各个区域，大概如是，故如果此文能够对其他省市区有所启发，善莫大焉。

由于本文涉及时间跨度长达5000年（以四川茂县营盘山《飞鸟图》彩陶画为始），绘画作品太多，加之篇幅限制，等等，故可能挂一漏万，恳请方家不吝指教，本文且当抛砖引玉。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朝闻总主编：《中国美术史》（全12卷），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

2、贾大泉、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全7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3、唐林：《四川美术史》（全3卷），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2017年、2020年。

（唐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美术史》作者）

1.唐林：《蜀道山水画  不入蜀也知画意浓》，《成都晚报》2018年8月9日。

唐林，美术史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四川非遗协会专家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