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王林

说起王林，我常不由自主地想到陕北的秦腔。那是因为王林的嗓门非常特别，不仅高亢，而且嘶哑，总是能够在喧嚣的众声之中脱颖而出，提升气氛。后来，我有机会读到王林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他那独树一帜的嗓门并非天生，而是青年时代为救落水儿童呛水所致。王林的这种舍己救人行为，体现了一种高尚的品德，让我敬佩有佳。我甚至想，他的声带因此而提高，也是天造地设，命运使然。因为一种崇高的向往，同时也需要一种高唱入云的声腔。

在中国美术批评界，王林的确是一位高风劲节之士。他崇尚人格的独立，尤其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民主与自由思想倍加推崇。他的这种人文信念，使他常常站在潮流的对立面，而对文化中心主义嗤之以鼻。我最早知道王林，就是因为他敢于唱反调。那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当代艺术于绝境中求生长，正逐渐开始赢得海外的关注。许多艺术家和批评家都为之庆幸不已，而王林却突然间背过身去，向其泼起冷水，不断提醒我们要警惕后殖民主义。他的这种冷静，在当时说来确实有些孤立。不过，今天看来却是远见卓识，切中要害。

其实，王林的批评，还一度牵扯到我。因为那时候我还在从事艺术创作，并与圆明园的一些艺术家共同制造了一个艺术潮流----艳俗艺术。尽管对于“艳俗艺术”，我们找了许多学术理由来为其正名，比如回归日常生活，比如关注流行文化等等。但王林还是从我们这些冠免堂皇的理由背后，看到了某种犬儒主义倾向，因此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这么说，我后来放弃“艳俗艺术”，很大程度上得意于王林当年的批评。正是因为王林的提醒，使我知道了那句“为学不作媚时语”的古谚，也明白了“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的道理。因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传》）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君子，行于道。所以，我后来才步入王林的后尘，转到了艺术批评。

我跟王林开始接触，实际上也是在我从事艺术批评工作以后。大概是因为我转入批评之后勇于直言的缘故，没过多久王林便开始注意到我，并邀请我参加了2002年他在上海主持的“首届青年美术批评家论坛”。那是我第一次以批评家身份在美术界出场。说起来，师傅还是王林，是他把我引进了批评的门槛，有了以启山林的志向。

再后来，我常有机会去重庆参与一些艺术活动，而王林就在重庆的四川美院。所以，我们不时都会在重庆见上一面，喝喝酒，聊聊天。如此三番五次，我与王林便成了忘年之交。[!--empirenews.page--]

当然，我跟王林真正契合，还是因为一起合作过以后。首先是与他和贾方舟等先生一起合作策划“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期间，王林的细致与周到，让我看到了他顾全大局的一面；其次是2007年的第三届宋庄艺术节，我邀请王林进京策划“底层人文”当代艺术展，王林的折节下士，又使我看到了他的恻隐之心。真可谓是既着眼于上层的思想启蒙，又不失底层的人文关怀。实乃孔老夫子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

我始终认为，在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界，王林是真正把学术当社会公器的严肃批评家之一。

不过，尽管王林在学术上喜欢仗义执言，甚至有些得理不饶人。但生活中却很随意，很率性，尤其愿意与年轻人推杯换盏，在酒桌上打成一片。说起来，王林也是我见过的酒坛高手之一，划拳行酒令更是一流。每次有他在的酒局，拳来拳往，觥筹交错之间，几乎总是众人皆倒下，唯王林独清醒。而每每那时候，我便会联想起柳宗元的《江雪》一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