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源流（序）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画史著作，无不穷源溯流，探赜钩深，论述绘画之盛衰消长。我国第一部画史著作——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开篇即是“叙画之源流”；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叙论”，首句即云：“画之源流，诸书备载。”考诸先秦至汉魏六朝古籍，书画起源之说不少，如《周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孔安国注，河、图系指八卦。《吕氏春秋》云：“史皇作图。”高诱注：

“史皇即苍颉。”刘安《淮南子》云：“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曹植《画赞序》云：“盖画者，鸟书之流也。”王微《叙画》云：“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张彦远采诸书之说，叙画之源流云：“庖牺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张彦远所述，由书画同体进而书画同源，即源于“天地圣人之意”。后世论绘画起源者，皆宗其说。此一说法，固非中国绘画起源之正确解释，当可置之不论。

探究中国绘画源流，有多种方法，亦有多种理论。从中国绘画题材之分科入手，是探求中国绘画各科之形成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自古以来，中国绘画便具有多样的形态，盖基于人们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采用不同的媒介与技术手段而然。早期阶段出现的岩画、地画、漆画、壁画、木板画、帛画、布画、画像石与画像砖，以及后期出现的木刻线画、瓷画、门画，均须纳入中国绘画的范畴。这些不同形态的绘画，有的只存在短暂时期，有的经历代传承保留了下来。探寻中国绘画的源流，这些绘画形态是不可忽略的。

各种绘画形态在历史进程中积淀，并随着媒介与技术手段的进步而演变，最终在绢、纸上作画的方式稳定下来之后，形成了以卷轴为主要形态的绘画——古人称之为“丹青”、“水墨”，

 今人统称为“中国画”的绘画。在二千多年的发展史上，“中国画”已成为中国绘画的主体，并形成独具传统的绘画体系。我国历代画史著作，即以卷轴画为叙论对象，并且按照题材的划分，来评述各个时期的画家与作品。

绘画题材的类别划分，即分科，是绘事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绘画的分类，在唐代以前，有以朝代为序的，有按画人品第划分的，都不是按照艺术本体的特征来划分。中国绘画的不同题材，各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技法。“题材”这一概念，非止一般的描绘物象意义，而是包含了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对于绘画者来说，绘画创作是以题材的选择为前提的，必然引向以题材的区分来划分体裁的归属。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云：“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汤垕《画论》云：“古人以画得名者，必有一科是其所长。”对于鉴赏者来说，“图画天地，品类群生”(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亦需通过分其门类而第其品格。米芾云：“鉴阅佛像故事图，有以劝戒为上；其次山水有无穷之趣，尤是烟云雾景为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于土女翎毛贵游戏阅，不入清玩。”分科的意义，对于画学的建设也是不言而喻的。从历代画史著作，以及画论、画评、画法、画录看，无不以朝代沿革为经、以画科区分为纬，构建中国绘画体系的框架。中国绘画的分科，有一个由博到约、由散到聚的发展过程。早往魏普南北朝时期，顾恺之论画云：“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虽不是对绘画分科的直接表述，但已包含了对绘画题材划分的思想。据顾氏所言，可知当时绘画题材，有人物、山水、畜兽等；另据他书所载，尚有蝉雀。以今日之分科来看，人物、山水、花鸟俱备。特别要强调的是，此期绘画已有题材之细分，并出现了专门画家。

我国传统绘画的各个支科，有不少可从此一时期找到源头。

唐代绘画繁荣，题材的划分亦趋明确。《唐朝名画录》云：“夫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

此为对画家品第之说，已涉绘画题材分类。又该书目录中，于画家名下分列品目，标明画家专长，然所列品目较为散乱。未予分类归属。（历代名画记》叙古今画家云：“何必六法俱全，但取一技可采。注云：“谓或人物，或屋宇，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各有所长。”此为对画家分工之专长而言，然亦可见画科分类状况。今人所谓之三大画科一人物、山水、花鸟，此期已然形成，而屋宇、鞍马、鬼神等支科，尚有待于归并整合。

画史上正式之绘画分科，始见于北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中，首次提出“门”的概念，划分绘画为七门：人物门第一，山水门第二，走兽门第三，花竹翎毛门第四，屋木门第五，塑作门第六，雕木门第七。塑作、雕木不是绘画，与书名“名画”显然不合。刘道醇《圣朝名画评》中，仍以“门”为目，分画为六门：人物门第一，山水林木门第二，畜兽门第三，花木翎毛门第四，鬼神门第五，屋木门第六。门的概念，是明确的分科概念。刘道醇在二书中，按门分类叙论画家，开后世画史分科叙事之先河，是我国画学的一大进步。然所分门类尚散，亦有待于整合。在其后的《图画见闻志》中，并存三种叙述方式，殊不合理。然在两卷“纪艺”中，沿用门的概念，分绘画为人物（附传写）、山水、花鸟、杂画四门。较之前人的分科，概括性更强，为后世中国绘画的分科奠定了基础。邓椿《画继》，亦以多种方式叙史，在述画中以事类列名，分为八类，曰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名目繁多，反映了当时绘画题材的多样，然以分科而言，足称杂乱。至《宣和画谱》，将绘画题材“析为十门”：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从分类体系看，亦显散乱，不逮前人之划分。此外，其他史料亦有涉及绘画分科者，如《宋史·选举志》云：“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

宋代以还，画史著作中的分科之论，大都沿袭宋人之说。在叙事方式上，多以朝代、画人为序，鲜有依画科分类叙事者。

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按朝代叙论画家，且多拾掇前人之言，无可称道。值得一谈的是所谓画有十三科，汤垕《画论》成就极为精大。”潘氏之论，盖为中国绘画分科的总结。

中国绘画的分科，对研究中国绘画具有重要的意义。董逌《广川画跋》云：“顾恺之论画，以人物为上，次山，次水，次狗马、台榭，不及禽鸟。”顾氏所言，表明当时花鸟画尚不兴盛，故不述及。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云：“前古之画，多作古贤故实及图像而已，故论画者未尝及山水。”不及山水，亦表明当时山水画不为兴盛。唐宋时代，画史著作详载各科画家与画迹，表明当时绘事繁荣，各种品类皆备。前述诸家分类之说，或以山水为上，或以人物居先，此消彼长，反映了各个时代之审美风尚。

《宣和画谱》论“画谱凡十门”，以道释冠首、蔬果终之之原由，乃取六经之义；《圣朝名画评》序云画分六门，乃为观画之需；《画论》叙论道释为上，其次人物、山水、花草、马及士女、番族，各有原由，乃是收画之法。绘画分科的演进，不仅形成了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还由题材的多样性形成了诸多支科。这是中国绘画所独具的一个特点。在中国绘画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兼善各科的画家，还更多地出现了专擅一门的画家。绘画的分科，不单是题材的区分；由于题材内容与表现形式有着紧密关系，画科的意义更在于是品种、体裁与样式。就此意义而言，研究中国绘画的分科，当是研究中国绘画的一条必由之路。

探寻中国绘画各科的发生与发展，即是探求中国绘画的源与流。一部中国绘画各科的起源与流变的历史，不啻是另一层面与方位上的中国绘画的演进史。在这个层面与方位上，展现出中国绘画“极为精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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